李曜微微一笑，并不多言。他心中并非没有得意，只是他知道，自己只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后世学者的分析中找出克制朱温的法子而已。
太远不说，就从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十九日说起。这一日，在位十四年的唐懿宗李漼病逝，终年四十一岁。在宦官的扶持下，年仅十四岁的普王李儇“被皇帝”了，是为唐僖宗。
李漼当年做皇帝的时候，还没熬到改元，浙东的私盐贩子就开始舞枪弄棒搞“武装大游行”。这会儿换成李儇，私盐贩子似乎多少给了点面子，改元之后才想起闹事。
乾符元年（874年）十二月，私盐贩子王仙芝与尚让、尚君长率三千人在河南长垣揭竿而起。短短半年时间，起义军横扫曹州、濮州地区，发展到数千人。
首先有必要搞清楚，他们为什么说反就反？
关于这场大暴动的起因，廷臣和史官给出的说法是关东（指崤山以东的中原地区）连年水旱。
在李曜这个后人看来，历史有一个很扯淡的规律，只要提到“饿殍遍野”、“人相食”，官方的统一口径都是灾荒，水灾、旱灾、蝗灾，连续几年反复折腾、一直不消停的那种，正所谓“七分天灾，三分人祸”。
其实他知道，这全是屁话，至少对唐朝而言，百分百的胡扯！
裘甫、王仙芝，他们是什么人？私盐贩子。
私盐贩子的理念是什么？心忧盐贱盼天灾。——有灾，就有大钱可赚啊！
对于官方的论调，私盐贩子肯定不认同：那些认为天灾导致我们有钱不赚、带头造反的官老爷们，请不要以你们的智商来侮辱我们的智商！
有一种悲观主义认为，历史是胜利者写成的，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是充斥着歪曲、捏造与隐瞒的谎言。因此，研究历史就等于研究谎言，得到的结果依然是谎言，毫无意义。
李曜谈不上乐观，更不敢妄称专业，但他觉得，谎言产生的动机与过程，也是一种历史！谎言的背后，就是真相！
或许，这就是历史的乐趣所在。
裘甫起义时，私盐贩子造反的根源是官府对他们“定点清除”。打击非法，本身无可厚非，官方为什么要隐瞒这一事实，将黑锅扣到老天爷头上呢？因为“定点清除”无法构成起义的充分条件。——除了领头的几个人以外，起义军绝大部分是农民。
官老爷们需要讲清楚的问题是：怎么会有这么多农民跟着造反？
原因就是没饭吃，但老百姓为什么会没饭吃？
百姓没饭吃，官方的说法是关东地区连年水旱，这一解释有效地解决了武装暴动的区域问题（有暴民之地必有灾）和规模问题（有灾之地皆绝收）。有灾没灾，只有老天爷知道，但他开不了口、喊不了冤，最终的结论是——天意！国运如此！
多么完美的逻辑！
逻辑很完美，但起义军不认这个账！王仙芝等人的说法是“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李曜高中在课堂上就偷看了几遍的《资治通鉴》更一语道破天机：“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
老百姓饿肚子以至造反，根源就在于——税赋太重！
晚唐的税赋有两个特点：税种多、折价低。
“税种多”容易理解，乱七八糟都是税。
比如说国税方面，唐德宗时期曾经进行过改革，将诸多税种合并，推行“两税制”，即一年只按规定标准征收两次，减轻百姓负担(无风注：本书前文曾论及，此处不再详述)。想法很好，但朝廷不能喝西北风，实际执行下去之后，变成了在原税种基础上新增两次计税，“减法”成了“加法”。
地税方面就更离谱了。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地方官员的“进献”成了中央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进献”当然得由百姓承担，而且地方官员攀比成风，地方税赋逐年增加。(无风注：此事本书前文也曾论及，此处亦不再详述。)
即便如此，朝廷的钱还是不够花。唐宣宗时期，每年的中央财政收入是922万缗左右，在没有大规模战事的情况下，实际支出是1200多万缗，赤字达300多万缗。
税种已经多得很离谱了，但钱还是不够用，怎么办？朝廷又想到一个办法：征“未来税”。——今年征税，连后面几年的一起征。当然，这并不是说未来几年就不用再征税了，而是照此类推，往后面的年份征收。——就算收到千年之后也不打紧，反正先收了再说。
除了挖空心思的加税，官府还在“折价”方面竭尽全力地收刮百姓。
官方赋税是以货币计算的，但往往要求农民直接上缴粮食，这中间就存在一个“折价”的问题。
粮食的折价会比市场价低得多。假设粮食的市场比价是1:3，而赋税比价是1:2。那么，以现代货币单位衡量的话：农民的一千斤粮食，卖到市场上值3000元，交税就只值2000元，1000元的差价就成了无形中的“附加税”。
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又是什么情况呢？假设每户农民应征税赋是6000元，正常折价为3000斤粮食，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6000元可能折价为2000斤粮食。土地的产出不会因通货膨胀而降低，农民实际上多留下了1000斤粮食。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显然是获利的。
但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农民就惨了。6000元的税赋可能折价为5000斤粮食，土地产出也不会因为通货紧缩而增加，农民要比平常年份少吃2000斤粮食。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挨秤砣的是老百姓！
由于当权者常年穷奢极欲、腐败透顶、频繁用兵，又加上天灾助阵，唐懿宗时期通货紧缩极其严重，农民的负担日益加剧，根本就活不下去。
在“多税种”、“低折价”的双重压榨下，农民辛辛苦苦忙活一年，不但口粮无法保证，还欠下官府一屁股的债。
官府不顾百姓的死活，百姓便自谋出路。当然，第一选择还不是风险极高的造反运动，而是钻征税制度的空子。
晚唐的征税制度如此丧心病狂，还有什么空子可钻呢？这个还真有！
按官府规定，税赋只针对土地所有者征收，而且地主的税赋远远低于农民的税赋。
当税赋已经超出土地产出的承受能力时，农民便会自动放弃土地，改为向地主租种土地，成为佃户。由于地主承担的税赋极低，因此租金远低于原先的税赋，农民乐此不疲。
很多农民成了佃户，税收少了一大截，朝廷亏空加剧，又开始琢磨“新政策”。
为了保持税赋稳定，打击“佃户浪潮”，朝廷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首先，增加地主的赋税比例，实际上提高了佃户租金。其次，实行最无耻的“摊派”政策。
所谓“摊派”，一般以村为单位。还是按现代货币单位来解释：比如某个村子有100户人家，往年正常税赋是60万元，由于今年有50户成了佃户，实际能征收的税额只有30万元。朝廷当然不能吃亏，便将减少的30万摊派到剩余的50户。具体怎么分，官府不管，整个村子交齐60万为止！
官府推行“新政策”，佃户的生活每况愈下、食不果腹，农户更是惨得一塌糊涂。于是乎，农民只剩下一条路：聚啸山林，以抢劫为生。
所谓官逼民反，便是如此！
而如今，朱温多年征战，就算内政方面在此时的大唐已经算得上治理有方了，但农民的负担依旧极重。
但是今天，李曜忽然出手掀开了压在农民头上的漆黑云幕，给他们看见澄清的天空，看见希望。朱温虽然立刻收复失地，但……有些种子一旦种下，生根发芽却是在所难免。
李曜知道，朱温几乎不可能完美解决这个难题，除非他对工商业的了解能达到自己的层次——这有可能吗？
他看看天上的晚霞，轻轻挥手：“走，今夜，我们去兖州……葛从周，好久不见。”
第214章 秦王之尊(八)
夜袭兖州，其实是李曜早已谋划妥当的事，他为的不是兖州城，只是城中那位据说一步一计的刘鄩而已。虽然“一步一计”比他李右相“一步三计”的美誉还差着不少，但要是能放进武将主要靠武力著称的“河东、河中军事集团”来看的话，刘鄩这种智将还是很有发挥的机会的。
葛从周手头兵力有限，而且这一战李曜埋过后手，顺利达成基本目标应该问题不大，但他现在仍皱着眉头：问题出在杨行密那边。
既然是杨行密的麻烦，十有八九少不了钱鏐的名字出现，这件事也要从上次钱鏐与杨行密结亲之后说起。
当时钱鏐挥泪送别钱传瓘出城，而得到了钱传瓘之后的田頵也兑现了他的承诺，很快率领徐绾、许再思两位同伙撤军返回了宣州。
虽然似乎牺牲了一个英勇的儿子，但钱镠终于化解了杭州城的一场生死劫难。
而随后浙东地区局势的再度恶化，则进一步证明了钱传瓘的这次自我牺牲的价值有多么的巨大。因为，杭州城的危机刚刚宣告结束，浙东的温州、睦州又开始出事了！
温州一向是朱褒的地盘，朱褒虽说一向野心勃勃，还曾当过刘汉宏的帮凶，但自从刘汉宏被钱镠消灭后，确实老实了很多，一方面极力攀附中原地区的头号强藩朱温，另一方面和钱镠之间也井水不犯河水，大家一时间似乎相安无事。
不料去年朱褒病逝，由其兄长朱敖代理刺史一职，而朱敖显然没有能力掌控乱世之局面，所以温州的内乱终于开始了。
不久之后，温州裨将丁章驱逐朱敖，自领温州刺史，开始割据温州自立。
又过不久，有一位名叫李彦的木工不知为何原因，居然行刺并杀死了丁章，而另一位裨将张惠则混水摸鱼，夺取了温州的控制权。
温州的动荡还没结束，睦州也出事了！
睦州刺史陈晟原本是杭州八都余杭县的都将，曾是钱镠的老部下之一，一向对钱镠忠心耿耿，所以睦州城曾被钱镠视为完全可控的势力范围。
但陈晟病逝后，情况则发生了剧变，原本睦州刺史由陈晟的儿子陈绍权继任，但陈晟的弟弟陈询是个不肯安分守己的野心家，在驱逐了侄子陈绍权后，陈询自立为睦州刺史。
但陈询的这次夺权并没得到上级领导钱镠的认可，所以陈询开始颇不自安，甚至在徐绾、许再思发生叛乱之际，暗中沟通田頵，准备寻找新的靠山。
但田頵撤军杭州后，陈询感觉失去了底气，又怕钱镠兴师问罪，干脆先下手为强，直接发动叛乱，发兵攻打兰溪。
浙东的几个火药桶在平息了两年，再度爆发，而且爆发的烈性程度超越前次。
联想到不久之前钱镠被徐绾、许再思、田頵等人苦苦围困杭州城的窘迫困境，李曜可以深深的体会到钱传瓘的自我牺牲做人质是多么的重要和关键！
面对危机的再次出现，钱镠显得十分的淡定和镇静，刚刚化解了一次祸起内乱的叛乱，而且又和劲敌杨行密联姻结盟成功，对付诸如张惠、陈询之类的三流角色，钱镠自然信心十足。
不过，还没等钱镠开始向陈询、张惠下狠手，淮南方面却发生了重大变故。
变故十分惊人：杨行密手下的两位重量级将领田頵和安仁义突然宣布背叛杨行密，自立门户！
田頵原本就是野心之徒，因为杭州之战寸土未得，对杨行密和钱镠的联姻结盟十分不满，外加徐绾和许再思两位叛乱专家的反复怂恿和挑拨，终于决定脱产单干，自主创业，而做为田頵的黄金搭档，安仁义也经不起各种的诱惑，联合田頵走向了单飞的道路。
杨行密瞬间丢失了宣、润两州，而且又面临着田頵、安仁义的从腹背的军事攻击，因此决定向亲家钱镠求援，希望钱镠能够再度伸出援助之手，共同对付田頵、安仁义。
钱镠刚刚得到了杨行密滴水的帮助，自然要涌泉相报，于是命令指挥使方永珍屯兵润州、堂弟钱镒屯兵宣州，从两个方向策应杨行密对田頵、安仁义的军事进攻。
田頵的叛变对于钱镠来说，似乎并不能算是特别恶坏的坏消息，但对于身在田頵军中做人质的钱传瓘来说，无异是个惊天噩耗，只要田頵心情不爽，随时都可以取走钱传瓘的小命。
而事实上，田頵一直打算这样做，在面临杨行密和钱镠的双面夹击下，田頵在战场上屡屡受挫，而每次战败，田頵都迁怒于钱传瓘，动辄威胁要杀死钱传瓘。
要说钱传瓘的运气也实在不错，在做人质期间，他居然博得了田頵母亲和田頵妻舅郭从师的好感，也许两人从钱传瓘身上发现了潜在的巨大潜能量，每次田頵对钱传瓘发出死亡威胁，两人都会极力劝阻田頵，从而保护钱传瓘。
但光靠这种保护似乎并不能完全保障钱传瓘的人生安全，因为疯狂之下的田頵可以做出任何疯狂之事，某天，田頵在出征前夕，对随从诸将们发出毒誓：“今日不胜，必斩钱郎！”
田頵已经对钱镠恨之入骨，这种仇恨自然会转移到人质钱传瓘身上，无论田母和妻舅郭从师如何保护，只要田頵铁了心想杀钱传瓘，那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所以钱传瓘、田頵母、郭师从等人只能寄希望于田頵能够在战场上小胜一把，把愤怒的怨气发散掉，从而能够保住性命，否则钱传瓘只能走向为国捐躯、牺牲的道路。
不过，大家的希望还是落空了，田頵一如既往地打败仗，只不过，田頵的这次失败来得更加干脆和彻底，直接在战场上被杨行密的另一台猛将台濛摘取了脑袋，结束了他短短三个多月的造反生涯，而同党安仁义在润州无援，没多久也城破身死。
由于田頵的突然战死沙场，钱传瓘终于奇迹般地获得了生还的机会，在田頵母、郭师从的护送下，历经坎坷、命运多难的钱传瓘终于回到了杭州城，和家人团聚。
大难不死的钱传瓘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走向了一条前途平坦的大道！
田頵的兵败身死，至少使淮南、两浙一带又少了一位抢蛋糕、争地盘的哥们，但在如今这样的乱世之中，像田郡这样的前赴后继者实在是数不胜数。
对于近来北方发生的这一系列变故，作为远在两浙的钱镠自然是很有所耳闻，但钱镠对此的态度是积极旁观、灵活处理，朱温、李克用、李存曜等凶狠强悍的藩镇大爷，他钱镠一个也惹不起，大唐朝廷虽然已经衰落，但只要名义上没有死亡，表面上还得装得恭恭敬敬，钱镠的指导思想还是老一套，紧紧看好自己两浙一带的几亩三分地！
但钱镠也没有完全漠视朝廷的存在，比如说，此前李曜来拉拢他，给其封王，他就只是假意谦逊几句便即笑纳。钱镠认为自己的封王当然是合情合理的，十几年来一直忠心耿耿、恭敬有加地向政府纳税进贡，还帮助政府消灭了董昌等叛乱分子，劳苦功高，自然应该在爵位头衔上有所变化。
封了王，又和劲敌杨行密结成了儿女亲家，两浙一带的地盘看上去又十分稳固，钱镠的美好幸福生活似乎就要来的开始了，但老天似乎是要反复考验钱镠的军事能力，因为浙东南边的那几个火药桶好象又开始爆发了。
睦州刺史陈询只不过是个不入流的三流角色，当钱镠开始关注睦州时，陈询便开始惶恐而不自安，被迫向淮南杨行密求援。
衢州在陈岌投降后，一度由顾全武担任刺史之职，但顾全武毕竟是一方统帅，窝在小小的衢州完全不能发挥他的重要作用，于是钱镠又任命孙儒的另一员降将陈璋为衢州制置使。
陈璋虽然曾经是孙儒的部属，但自从投降钱镠后，一直表现十分良好，在征讨董昌的战争中立有战功，在田頵进攻衢州时，坚决抵抗，很得钱镠的赏识。
但孙儒手下的那帮蔡州军团将领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在孙儒手下混饭吃，很容易近墨者黑，但在钱镠这儿干活，却仍然近朱者黑。
从王壇、徐绾再到许再思，个个都让钱镠失望至极，而陈璋最终也走上了前面三位的老路。
当徐绾、许再思率领武勇都发动叛乱时，陈璋那颗已经平息许久的野心开始再度躁动喷发。于是当徐绾的同党越州客军指挥使张洪率部逃离越州，投奔陈璋时，陈璋的选择是收留包庇。
当田頵派遣使者准备招降温州的丁章时，陈璋的做法是大开方便之道，让田頵的使者轻松通过衢州。
对于陈璋的这些反常举动，钱镠自然都看在眼中，他也明白了一个道理，绝对不儒的孙儒将军带出的那帮蔡州军团将领本性难改，不可能和自己一条心走到底，早晚都是巨大的隐患。
既然已经查出隐患，那就必须尽快排除，以免造成损失，在解决了徐绾、许再思的叛乱后，钱镠迅速派出衢州罗城指挥使叶让入驻衢州，并伺机除掉陈璋。
陈璋好歹是在孙儒军中混过饭吃的，论搞军事斗争还是有相当丰富经验的，在查觉到了叶让的意图后，陈璋先下手将叶让杀死，然后宣布脱离钱镠，自封衢、婺两州刺史，进攻东阳、暨阳等地，当然为了确保活命，陈璋同样选择了投靠淮南杨行密。
睦州的陈询问题还没解决，衢州的陈璋问题又开始爆发了，钱镠似乎颇有些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