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和罗马是另一条路。他们的政治体制其实有许多种,包括贵族政治和寡头政治。简单地说,雅典选择的是民主,罗马选择的是共和。雅典民主存在了二百多年,然后被马其顿王国征服。罗马的共和则存在了近五百年,然后是君主制。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差不多也是五百年。[11]
航线,也是多样的。
但,构成海图的要素,世界各民族却是相同的。最重要的,是公共关系、公共事务、公共权力、公共机关和公共规则。规则,有公民的约法、君主的王法,以及中国的礼法。礼法、王法、约法,原则上都应该是成文法。公权力的行使,也要依靠法令和文书。因此,各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文字,比如古埃及的“图画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克里特的“线形文字”,印度河的“印章文字”,中国的“甲骨文字”。这是“文明的界碑”。
那么,选择航线的灯塔是什么?
安全与自由。
安全与自由,就像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侧重点不同,选择就会两样。更看重自由的,选择民主制;更看重安全的,选择君主制。因为民主的政府必定弱势,非如此不能保证国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国民的自由不被干涉。但这样的政府要想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古代便难免力不从心。这是大多数古老民族最终都要选择中央集权的原因之一。是啊,要么有自然灾害需要抗拒,要么有外来强敌需要抵御,政府非得强势不可。[12]
问题是,安全可以用技术来解决,自由却只能靠制度来保证。因此,世界各民族又会殊途同归,最终都将走向民主。只不过在此之前,大家都得走过漫长的道路,包括西方,也包括中国。
然而,没有什么航程会是弯路,没有什么探索毫无意义。所有民族的勇往直前和坎坷曲折,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为此,我们恐怕得去走走人家的航路,并顺便访问几个港口。
比如雅典,比如费城。
* * *
[1]请参看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北京燕山出版社1985年版。
[2]古老文明的创造者都是农业民族。埃及人把自己的国土称为“克麦特”(kmt,意思是有别于沙漠的“黑土地”),古巴比伦的一份文献称“田地是国家的生命”(见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第101页);而在印度,“田地被小心地测量着”(《梨俱吠陀》)。
[3]关于塔萨代人和芬图人,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4]安特卫普的标牌,见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
[5]逃亡的农奴因城市而自由,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6]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堪称“迷你型城市”。它的外圈是夯土而成的厚重的墙,上面有箭垛、枪眼和瞭望哨,正中则是公共空间。居民平时各人过各人的日子,有事集中起来商量。如果遭遇侵略,则同仇敌忾。
[7]《国语?周语上》:“兽三为群,人三为众。”
[8]主即“炷”的本字。小篆的主字,像一盏油灯之形,上面的一点代表灯芯上燃烧的火苗。所以,主的本义即指灯芯。主字后来多用为主人、家长以及主持、掌管等义,故另造“炷”代替它的本义。《说文?丶部》:“主,灯中火主也。从,象形;从丶,丶亦声。”本义为灯头火焰。
[9]最早实现了“中央集权”的是埃及。公元前3100年前后,以孟菲斯为界的上埃及(尼罗河上游)和下埃及(尼罗河下游),在纳尔迈(也叫美尼斯)的武力征服下变成了统一的帝国,这就是“第一王朝”。
[10]印度的“阿育王时代”为公元前273~前236年,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末年。
[11]从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到公元前337年与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签订城下之盟,雅典的民主存在了二百多年。从公元前509年到前27年,罗马的共和近五百年。从屋大维建立帝制,到西罗马帝国灭亡,也是五百年。
[12]安全与自由,就像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侧重点不同,选择就会两样。更看重公平的,选择社会主义,尽管社会主义也要讲效率;更看重效率的,选择资本主义,尽管资本主义也要讲公平。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可以互补的。人类也终将在这一对矛盾中找到平衡点,走出共同富裕的道路。
民主的雅典渺小而孤独,费城则是它的转世灵童。
那灵魂,便是独立、自由、平等。
第三章
从雅典到费城
民主是个意外
战国前夕,现在叫做山西的地方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世袭的晋国大夫赵桓子去世后,其子立即被族人集体谋杀。理由是赵桓子的继位,原本就不符合前任赵襄子的遗愿。因此,他儿子不但不能袭爵,还必须被杀掉。
也就在同一年,雅典街头有个卖香肠的却被撺掇着去当政治家,因为他被认为具有一切民主派人士的共同特点:出身卑贱,会做买卖,厚颜无耻,蛮不讲理,全家老小都是无赖。一位将军对他说:你以为什么人能当人民领袖?不是要有学问,也不是要有道德,而是既卑鄙又无知。
哈哈,太好玩了!
当然,雅典发生的事情,不是史实,而是剧情,是古希腊戏剧家阿里斯托芬讽刺喜剧《骑士》中的情节。这出戏就是在晋国那个倒霉鬼被杀的公元前424年公开上演的,还得了头奖,因此它又是历史,或可以看作历史。它至少说明,在当时的雅典,很有一些人对民主政治不以为然。
这就意味深长。
众所周知,雅典城邦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例。它在后世,是被当作成功的典范而备受推崇的。谁能想到,当时竟会遭到如此嘲讽?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喜剧原本也是最具民主性的艺术样式。喜剧,尤其是讽刺喜剧,只有在民主的氛围中才会有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民主国家,喜剧家才能真正享受到最充分的言论自由,不用惧怕因为刺痛了某些权势人物而受到政治迫害。可是,这种最民主的艺术却被用来嘲讽民主,这真是让人情何以堪!
然而只要转念一想,我们就会发现这恰恰是民主制度的优越所在。想想看吧,反对民主的人可以大声说出自己的反对,还能获得满堂喝彩,请问还有什么制度比这更不坏呢?
但这个“最不坏的制度”,在当时却是异类,甚至意外。
看看左邻右舍就知道。
事实上,雅典试行和实行民主的那两个半世纪,世界格局绝非民主浪潮风起云涌,而是君主制度遍地开花。埃及,早在雅典民主改革两千五百年前,就建立了第一王朝,此刻正一会儿变成波斯人的王朝,一会儿变成埃及人的王朝。西亚,则从雅典实行民主制度的一千七百年前起,便走马灯似的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王国:阿卡德、巴比伦、赫梯、以色列–犹太,然后是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跟雅典同时代的印度和中国,则都在走向中央集权——中国从春秋战国走向大秦帝国,印度从列国时代走向孔雀王朝。有人搞民主吗?没有。
就连希腊本土,也是三种政体并行不悖:雅典,民主政治;科林斯,寡头政治;斯巴达,贵族政治。[1]在文明的起点上,希腊人也分道扬镳。
民主的雅典,渺小而孤独。[2]
因此,当阿里斯托芬使用他的民主权利尽情嘲讽民主制度时,他当然不会想到,在雅典2550平方公里土地上进行的政治实践,连同它的成功与失败,经验和教训,都将成为种子,成为泉眼。千百年后,这种子会长成参天大树,这泉眼会变成滔滔江河,变成“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