纬，就是纬书。所谓纬书，是相对经书而言的。独尊儒术以后，儒家著作被奉为经典，叫经。其他各派诸子百家的，则叫子。另外，史学著作叫史，文学著作叫集，合起来就叫经史子集。
经，原本是纺织品上的纵线，横线则叫纬。所以，从理论上讲，有经就该有纬。《诗》、《书》、《礼》、《易》、《春秋》都被定为经了，纬在哪里呢？
也只能伪造一批。
于是汉儒谎称，孔子当年曾配合六经，秘密地撰写了一些纬书传给后世，现在可以拿出来与大家共享，就像出土文物。这些纬书都有稀奇古怪的名字，比如《乾凿度》、《考灵曜》、《含神雾》、《感精符》，一看就是装神弄鬼。
这样的“伪书”当中，自然少不了谶语，否则也没有伪造的必要。这就叫谶纬。
王莽喜欢的，就是谶纬。
刘秀喜欢的，则是图谶。
这同样毫不奇怪，因为刘秀也是靠这个当皇帝的。当年他起兵时，就有人拿来图谶，说是刘氏该复起。称帝前又有人拿来图谶，说是刘秀奉天承运。刘秀扭扭捏捏一阵子后，就“顺应天意”成为东汉光武皇帝。
显然，这是一种政治化的巫术。
因此，光武帝刘秀把图谶向天下公开，首先是为了巩固政权，强调皇位和帝统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时，也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统治思想。
这很怪异。大汉王朝，不是已经有了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吗？为什么还要另起炉灶，请出来一个不伦不类的政治化巫术图谶呢？
也许，君士坦丁的选择可供参考。
君士坦丁为什么要扶植并皈依基督教？恐怕就因为他发现原来的多神教已经无法保佑他和他的帝国，这才既抛弃了罗马城，也抛弃了罗马神。
同样，儒家思想也让光武帝不能满意，尽管它其实经过了董仲舒的改造，变得更对帝国的胃口。但，前面说过，董仲舒是留了一手的。他希望天意的解释权能够由儒生来掌握，从而在帝王的法统之外再开一个道统。
光武帝当然不能同意，他可不想成为另一个狄奥多西。尽管他并不知道罗马的故事，但帝王的本能告诉他，皇天上帝的授权不能假手他人，必须自己直接获取。
图谶，就能起到这个作用。
这就又要拜谢董仲舒了。他开创的今文经学，原本就有巫术的意味，他自己也是推论灾异的高手，《春秋繁露》里面还有登坛祈祷、求雨止雨的方法。王莽时代的那些纬书也是今文经学派炮制的，光武帝只需顺水推舟。
为此，他不遗余力。
现在已经无法确知，光武帝对图谶是真信或者仅仅只是利用。但可以肯定，他明白这玩意其实并不地道。因此他对外界的反应，就差不多到了神经质的地步。
有一天，光武帝跟一位大臣讨论祭祀的事情。光武帝说，朕打算用图谶来做决策判断，你看如何？
大臣答：臣不为谶。
光武帝勃然变色：爱卿不为谶，是反对它吗？
大臣吓出一身冷汗，马上解释说：臣才疏学浅，有些东西没有学过，哪里敢反对？
光武帝这才恢复常态。
然而那些正派的儒生依旧不以为然。比如尹敏，曾被光武帝派去校订图谶。尹敏却抗命说：谶书并非圣人撰写，粗俗不堪，恐怕误人子弟。光武帝不听他的。于是尹敏做校订时，便在空白处加了六个字：君无口，为汉辅。
君无口，就是尹。这是典型的谶语模式。
光武帝看了奇怪，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尹敏说：臣见其他人这样胡编乱造都得了好处，也想侥幸得到富贵，万一成了呢？
这其实就是撕破脸皮揭穿把戏了，但刘秀却没有治他的罪，只是不再重用而已。也许，光武帝也明白，图谶不过自欺欺人。硬要当真，他自己也未必做得到。
图谶治国的方针却一如既往地被强制推行。光武帝并没想到：巫术政治化的同时，政治也会巫术化；而巫术化的政治是既不能治国也不能救命的。
事实上，正如董仲舒企图用来制约皇权的天意，反被皇帝用来对付臣民，刘秀试图借以巩固政权的图谶，也被造反起义的农民用来推翻王朝。黄巾军就是这样。他们的口号有八个字：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这也是典型的谶语模式。
以后，曹丕、刘备、孙权，都用图谶来做文章，证明自己称王称帝的合法性。结果，正如基督教不是罗马帝国的救世主，图谶也没能拯救大汉王朝。
那么，东汉为什么会亡？
东汉之亡，又留下了哪些教训和遗憾？
☆、东汉之亡
东汉是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的。
伤，有内伤，有外伤。外伤就是农民起义，内伤则是统治阶级内部旷日持久、错综复杂的斗争。
那就先看内伤。
与刘邦以一介平民开创帝业不同，刘秀是豪门巨族出身，依靠的是以南阳大族为骨干的豪强集团。后来他分封功臣，提倡儒术，原因也在这里：一起打江山的豪强必须得到酬谢，主张家天下的儒学则能巩固其统治。
这就与西汉有所不同。
西汉实行的是户籍管理制度。所有臣民都要按户登记在册，叫编户；编入户籍的臣民一律平等，叫齐民。这是有利于帝国统治的，因为可以保证皇帝的高高在上。
然而到西汉末年，齐民已经不齐，帝国之臣开始两极分化。大部分人或贫或贱，成为寒门或庶族；极少数人或富或贵，成为豪门或望族，社会结构发生大变化。
换句话说，西汉前期的臣民，就像马克思所说是装在一个口袋里的马铃薯，个头都差不多，皇帝当然也不难君临天下。现在某些马铃薯却变成了巨无霸，夹在了皇帝与小民当中，又该如之何呢？
那就只能看皇帝的能耐了。
可惜东汉的国运不佳。头三个皇帝还不错，既有执政能力，寿命也算长，光武帝享年六十二岁，汉明帝四十八岁，汉章帝三十三岁。这就已经一代不如一代，没想到后面的皇帝更惨，继位时年纪小，活的时间也不长。
和帝十岁，享年二十七岁。
殇帝百日，享年二岁。
安帝十三岁，享年三十二岁。
顺帝十一岁，享年三十岁。
冲帝二岁，享年三岁。
质帝八岁，享年九岁。
桓帝十五岁，享年三十六岁。
灵帝十二岁，享年三十四岁。
章帝以后八个皇帝，包括没算进去的少帝刘辩（十七岁）和献帝刘协（九岁），继位时没有一个是成年人。活得最长的桓帝和灵帝，又是著名的昏君。
那么，谁来治国？
外戚和宦官。
这是东汉的两大势力集团，他们之间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原因很简单，皇帝年幼，只能太后临朝，外戚专政。皇帝长大要夺回权力，又只能依靠宦官。结果是外戚和宦官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直闹到亡国。
斗争残酷而血腥。第一次火并在和帝时期，第二次在安帝死后，两次都是外戚失败，他们的兄弟和同党则不是自杀，就是伏诛。这还算是客气的。到桓帝联合宦官消灭外戚梁冀时，可就是满门抄斩，血流成河了。
停战时也好不到哪里去。朝政被他们轮流把持，仕途则被他们坐地分赃。大体上中央官是外戚党羽，地方官是宦官党徒。东汉的政治，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
更严重的是还要谋杀皇帝。
被谋杀的是质帝。质帝死时虽然只有九岁，却看出梁冀的不臣之心。有一天上朝时，质帝看着梁冀说：这是个跋扈将军。于是，梁冀当天就给质帝送去了毒饼。
质帝紧急召太尉李固进宫。
李固问：陛下怎么得的病？
质帝说：吃了饼，肚子疼，喝口水还能活。
旁边的梁冀却冷冰冰地说：会吐的，不能喝。
话音刚落，质帝驾崩。
李固伏尸大哭。
于是，梁冀便把李固也杀了。
这就实在让人看不下去。君为臣纲可是帝国的根本所在，岂能动摇？天下人的天下，又岂能由他们瓜分？
另一个势力集团拍案而起。
这个集团就是士人。
士人集团也就是官僚集团，因为两汉的官僚队伍主要由士人组成。士人就是读书人。他们以读书为生涯，兼事农业，世代如此，正所谓“耕读为本，诗书传家”。
读书没有经济效益，出路是做官。一个家族如果有人因为读书而做官，读书就会成为风气，做官的人则会越来越多。如果世代屡出高官，那就成为名门望族。再加上门生故吏亲朋好友，则会形成不小的势力。
当然，这也是利益集团。
不过，虽然都要讲利益，三大集团却并不一样。外戚和宦官只有利益，士人却还有理念、气节、操守、追求和情怀。这是他们读书读来的，也是光武帝倡导的。
光武帝即位后，一方面四处宣扬图谶，另一方面则大力表彰气节。作为高明的政治家，他很清楚图谶之类只能愚弄匹夫匹妇，气节操守才能撑起国家栋梁。因此他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不肯出来做官的，尊重其个人选择。
此举影响深远。因为对于读书人，最挡不住的诱惑就是做官。如果归隐山林能够得到皇上的肯定，那么，进入官场的士人也应该能够洁身自好。
这可真是纲举目张。
因此东汉的士风清朗一时。士人以道德相标榜，以天下为己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面对朝政的混乱，一大批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以京都洛阳为阵地，以三万太学生为后援，口诛笔伐，评头论足，掀起了舆论的狂潮。
唇枪舌剑所指，就是宦官集团。
依靠宦官铲除异己的汉桓帝震怒。公元166年，也就是罗马使团访华那年，桓帝指名道姓以“党人 ”罪名逮捕二百多人，判处终身禁锢，史称“党锢之祸 ”。
让桓帝没有想到的是，党锢之祸给受害者带来的却是崇高的荣誉。太学生和知识界开始给他们做排行榜，名誉最高的叫三君（意见领袖），其余则有八俊（俊杰）、八顾（楷模）、八及（导师）、八厨（慈善家）。
这些人统称名士，也叫清流。
清浊不两立，冲突还会再起。
公元169年，汉灵帝制造了第二次党锢之祸。这一次的打击面更大：被杀一百多人，禁锢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一千多人。帝国的知识精英，几乎被一网打尽。
人品的高下，人心的向背，却也在这时显现出来。
李膺是八俊之首，通缉令下达时正好隐居乡下。乡人劝他逃亡，他却选择自投罗网。李膺说，遇事不避难，获罪不避刑，才是气节。结果，李膺死于狱中。
吴导是朝廷派出去逮捕范滂的，到了县里却抱着诏书号啕大哭，县令郭揖也解下印绶准备跟范滂逃亡。范滂却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慷慨赴死，时年三十三岁。
什么叫精英？这就是。
知识精英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产，如果遭到如此大面积的打击，王朝离覆灭也就为期不远。可惜桓帝和灵帝都意识不到这点，只有死到临头才可能被吓醒。
果然，十五年后，汉灵帝大赦党人。
因为黄巾军打过来了。
☆、道教启示录
黄巾军是在公元184年起义的。
不清楚汉灵帝的情报系统事先是否得到了消息，然而起义者却已把舆论造足。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这是暗号，也是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