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荣”，是比喻尊贵在上。“辱”，是比喻卑贱在下。人若有荣贵，当守之以污浊，如是则天下归之，如水流入深谷一般。“荣”、“辱”二字，紧密相连，而且时刻都在变化之中，无论是荣是辱，只不过是时空的瞬间闪现而已，所以不能固执一端，而以执中为度。
就显态物质世界而言，譬如草木之壮为荣，草木之谢为辱。就人世间而言，富贵为荣，贫贱为辱；功名显赫为荣，默默无闻为辱；受人尊敬为荣，被人欺侮为辱；得之者为荣，失之者为辱，等等。
但从事物的另一面来说，凡事得其理为荣，不得其理谓之辱。荣者，是我加之于人，世人皆喜好；辱者，是人加之于我，世人皆厌恶。但人们有所不知，自己所习惯的好恶，所处所遇的境况虽然不同，但在真理面前，却是人人平等。虽然暂时受辱，若是得其理，则其辱未尝不是荣；若是失其理，暂时得荣贵，则其荣未尝不是辱。
古往今来，不少尽忠报国者反遭奸臣陷害，为坚持正义反而含寃受辱，好心助人反遭误解等史例，举不胜举。诸如卖身投靠所得的高官厚禄，沽名钓誉所获的名誉地位，不择手段所得的荣华富贵等等，皆属此类。
荣辱互含，彼此相得，各有其理，相互转化。荣辱的互变互化，深蕴着辩证之理。往日之荣，未尝不是今日之辱；今日之辱未尝不是明日之荣。唯有道德真理永恒。所以圣人贵于得理，不计较荣辱得失，视荣辱为晨露。
荣辱皆是身外之遇，只不过是暂短的过眼烟云，不应生取舍之心，不当起好恶之念。生死富贵，不动其心，名利货乐，不乱其志。有道之人，置个人荣辱于度外，以天下之荣为荣，与天下人共其荣，则天下可以保其荣；以天下之辱为辱，与天下人共守其辱，使天下不陷于辱。
“知荣守辱”之义，“知”者，知世人之所好荣，而我却不贪不好。“守”者，守众人所恶之辱，而我不厌不恶，甘心守辱。如此颠倒而行，逆而修之，不好不恶，无心处世，执两用中，心如立于虚谷一般，谷神就能应而不缺，虚静空明。圣人之心，容而不有，虽也常遇荣辱之事，但无荣辱之心，圣人心胸宽广含宇宙，能容天下能容、难容的一切事物，故曰“为天下谷”。既能为“天下谷”，谷神与天地融合，真炁常盈，真德常足。
“谷神常盈”者，是因为能常虚其心。“圣德常足”者，足之以理也。圣人之德既足，则天下之德亦足，圣人以天下之足为足。天下之德既足，天下一体，万民一德。故曰“为天下谷，常德乃足。”
细想天下之事，无不是自虚谷谦下而起。“万丈高楼平地起”。人能以卑下自处，养谦虚之德，万事皆可得其荣。常德既足，忘荣忘辱，不好不恶，是谓有道之天下，天下必归之于朴。故经言“复归于朴”。“朴”者，浑全未解也。大道本浑全，故以“朴”取喻之。天下既归于朴，则圣人之心，同于天下人之心；天下人之心，同于圣人之心。圣人与天下人心心相通、相同，心同、理同、德同，而道即同，大道浑全于天下，天地人万物为一体。圣人之德化至此，可谓天下复归于朴矣。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道朴未散之先，就像一根圆木，尚未解开制成器具，故称之为朴，不以器为名。大道动而散万殊，形而上之朴既散，而后才化成有形有象的天下器物。此段四句经文，是说大道之用有隐有显，有阴阳之变动，所以才有雌雄、有白黑、有荣辱等对待。雌雄、黑白、荣辱等等阴阳变化的万物万象，都是道朴散化为万器的应用。
“朴”者，浑全之木。朴木未被刀锯斧劈散割之前，可大可小，可曲可直，可长可短，可方可圆，无施而不可。“朴散为器”，既被散割制成器具之后，器之大者不能再小，器之小者不能再大；器之曲者不能再直，器之直者不能再曲；器之长者不能再短，器之短者不能再长；器之圆者不能再方，器之方者不能再圆。欲返其本，再还其朴，则已万万不能。
大道之朴分散以后，则为万器之用。以此比喻世间万事万物，皆同其理。道散则为天地万物，流为阴阳五行。经中之内涵，其意正在欲使天下保持道朴之不散，使人人还淳返朴。故曰“朴散为器。”
纵观显态世间人们的一切有作有为，及其孜孜所求者，无论是有形的或无形的，无非是物质之“器”而已。皆是远离大道，舍本逐末，在“雌雄”、“黑白”、“荣辱”等私欲的小圈子里打转转，沉溺在荣华富贵、物质享受的苦海中不能醒悟，陷入阴阴的捆绑中不能解脱。
“圣人用之，则为官长”。天下之物器，有道器，有凡器，都是大道所化生。器之应用，全在于德，即使一般凡物之器，若是圣人以德用之，则此器已非凡器，而名为“官长”。何为官长?公而无私谓之“官”，主宰万物为之“长”。“官长”，就是以天下之至公，公于天下；以天下之共宰，宰于天下。圣人以大道为官长之体，以雌雄、黑白、荣辱、知守，为官长之用。故曰“圣人用之，则为官长。”
大制之圣人，如此“官”之于天下，如此“长”之于天下，则天下自然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天下自然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天下自然常德乃足，复归于大朴。归于朴，即是归于道，则天下与道为一，雌雄一志，黑白一致，荣辱同观。如此，则太朴之道，不勉而自至。
所谓“大制不割”，是说圣人以大道制御天下，无为而为，自然而然，虽宰制而不离于道，不伤割其朴，治身则以无心克制情欲，养性则不害精神。“不割”，就是不离、不害之义。器是道之子，道是器之母；道是器之体，器是道之用。道可以主宰器物，而器物不能主宰道，这就是圣人执本御末、大制不割之道。假若离开道本，以末为本，以器为体，必然以小害大，以末丧本，梏于形器之小，执于有为之私，永得入于真道。故曰“大制不割”。
圣人化天下，皆是无为而为，不离于道，不用后天有作有为，如疱丁解牛，操刀游刃，若然无事而已。
【本章说解】
本章经旨，太上反复以“雌雄”、“黑白”、“荣辱”等对立关系，教人认识大道之理，体认大道隐与显、阴与阳、有与无、体与用等整体观、辩证观，以纠偏而成全，以防陷于一端而离道。无中之有，乃是大道之体；有中之无，乃是大道之用。以体言之，虽说无中之有，实则未尝有也；虽言有中之无，又实则未尝无也。其体其用，本无方所可求，亦无始终可见。
大道之体虽不可求，但大道之理却实存；大道之形虽不可见，但造化万物之显迹，则天下处处可见。是故圣人穷其理以尽其道，就其有以探其无，以其无而探其有，以明示大道自然演化的规律。
人虽为万物之灵，但也不过是半阴半阳之体，生存在三维空间，受后天识心欲望的种种污染，先天本性被物尘蒙蔽，故往往失之偏颇，难识大道真全之貌，以致自陷苦海不能自拔。圣人悲悯天下人们只知显，不知隐；只知阳，不知阴；只求荣，不守辱；只知雄，不守雌等种种偏差，因此而丧失常德，失去婴儿之朴，不能回归太初复无极，所以在本章反复类比，循循善诱，以示人返朴归根之道。
本章大旨，在于教人返本还源，复归自然之道。河上公称本章命名为“返朴”。所谓“朴”，徐灵胎在《道德经注》中曰：“朴者，不雕不琢，无一物之形，而具万物之质。散者，离其本真，加以造作之工，一有造作，则随人所为而成一器，此物不能为彼物，而太朴离矣。”大道之朴本为一，流散以后，则化为万物；万物又复返归为一道，万又化为一，如此循环往复，运化不息。大道之理，至简至易，唯一也。故世间愈复杂的东西，离道朴愈远；而愈简单、愈质朴的东西，愈接近于道。这是至理。
世人之心，往往被欲妄阴贼捉弄，认假为真，以假乱真，妄造妄作，越抹越黑，离朴愈远。返朴归真，是道家一贯的思想。《庄子》一书中有“凿开混沌”的寓言，是说南海之帝名“倏（shu）”，北海之帝名“忽”，中央之帝名“混沌”。倏与忽常受到混沌的恩惠，想报答他。说：人们都有七窍，用来观物、听声、饮食、呼吸，而混沌却没有。于是便着手为混沌开凿七窍。自此每日凿一窍，结果“七日后而混沌死”。这个寓言是对后天识心有为所造成恶果的比喻，是生动而绝妙的形象写照，也验证了先辈所云“有为般般假，无为处处真”这句话的真实不虚。修真人当从此例中深思之!
人往往都有好心办坏事的教训，究其原因，无不是后天识心作为的结果。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即使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在自然真理面前，也实在是微不足道。更何况往往掺杂着私心欲望，行事接物，必然难以符合自然法则，因之往往事难圆满，甚至碰得头破血流，也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原因很简单，盖因丧失了先天道朴之故。
此章重在言圣人“以无驭有，知彼守此，知子守母”之道，以“知之”为用，以“守之”为主宰。雌雄以刚柔而言，黑白以明晦而言，荣辱以贵贱而言。以婴儿言其柔，以无极言其虚，以朴言其质，括而言之，皆是指“常德”而言。经中反复类比，以明示大道之理。天下事理，刚不生于刚，而生于柔；明不生于明，而生于晦；贵不生于贵，而生于贱。刚、明、贵三者，皆是物之末也，去道已远；柔、晦、贱三者，虽也是物之一端，而离道却近。此即圣人所言“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既守其母，其子必归”之真意。
所谓“为溪、为式、为谷”者，皆是言真常之德。所言“婴儿、无极、朴”，皆是人本有之道性。朴可制为器，而器不可为朴。圣人执其本，故为母不为子，为朴不为器，皆是正其本而已。若能固守道本，虽以至刚而决断天下事，以至明照天下情，以至贵莅天下贱，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而不居，何割之有?假若逐子弃母，逐物弃道，必然与道相争相刃，相割相离，莫之能止，心身尚不能治，何况家国天下乎?
自然章第二十九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在圣人看来，天下之事，都是自然而然，皆不可有为而作。一芥（jiè，小草）之微，尚且不可妄取，更何况偌大之天下，人力本不可取，亦不可强为。古之圣人，虽有不得已而取，不得已而为之事，虽有“取”之名，但实际上未尝是有意去取；虽有“为”之名，实际上未尝有心去为。只是因为阴阳消长的运转，世事气势之盛衰，自然大道定数之使然，而不得不取，不得不为，并非有心去取去为。譬如虞舜顺应自然，以让而有天下；周武伐纣，以救民于水火，以伐而有天下，此皆非舜帝、周武武之有欲有为。无论舜之“让有”，或武之“伐有”，其形式虽然有异，其其道却相同，都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并非有心去取，亦非有意去为，一切都是自然运势的必然，并没有掺杂个人后天的欲心妄为。这就是“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之义。
天下朝代的更迭，看起来是人为的有欲夺取，其实其中也有必然的规律。每一个朝代的兴衰荣辱，既有时空运转的气运之数，也有为政者道德因素的影响。此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下有为之政，都是“不为而不得已，愈为而愈不得已”。
大道之本体，本是清静湛寂。奈何世人不知大道真谛，终日只在有为法中追求，不向无为法中体认。人身难得今已得，本该保身以载道；迷蒙红尘忘归路，反致害身失道身。此皆是不守身中清静无为之神器，妄为妄执之过，故才有此害身失道之患。
【故物或行或随，或呴（hou）或吹，或强或羸（léi），或载或隳（hui）。】
这四句话，是言人的四种不同类型和态度。
故物“或行或随”，是指人的处境地位的不同；“或呴或吹”，是说人的感受不同；“或强或羸”，是指人的体质不同；“或载或隳”，是说人的生命运势、事业成败的不同。“呴”音吼，张口缓慢嘘气之状，即俗所称之“哈气”，呴气缓而使人温暖。“吹”即吹气，吹气急使人感觉寒冷。“羸”，瘦弱。“隳”，音灰，毁坏。此段经文是说，不但制天下有自然之道，世间一切事物皆有自然之道。大至国家天下，小至日用家常，乃至人的一行一随，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皆含有自然道性之理，也都有其各自的个性特征，及其内在的自然规律。所以做人处事，桩桩件件，当思悟其理，不可莽撞妄为，不可强执己见，不可强求一律，而应当尊重人事物的自然属性，随时顺势，方合自然法度。倘若强为强执，勉强作为，那样必然是在行动之间，就有隐患跟随其后。若欲呴之以暖，必有寒随之以吹；若欲恃之以强，必有弱者袭之于后；若欲载之以成，必有隳者毁之其败。此皆是一阴一阳、一正一反互相作用的物力所然，是事理气势之不可避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天下之事，只有无为自然，才是从根本上避免偏差失误的唯一途径。一个人无论多么聪明智慧，只要动了后天识心，即使你用锦囊妙计，或是用后天有为做得天衣无缝，也仍然不是自然之道，必有违背客观自然规律之害。这就是人的后天知识及其行为的局限性，此正应验了常言所说的“人算不如天算”的正确性。
由此可知，无论治身治家，也无论治国平天下，再好的有为之方，再英明绝伦的治世者，远不如无欲无为的用中之道。一个智慧的领导者，无论其地位的高低，权利的大小，只要具备厚德，并能顺其自然之道，上不违于天时，下不逆于人事，不动心用神，一切惟以神用，以先天驾驭后天，后天服从先天，则可以归于自然自在矣。倘若不然，行者必有随，嘘者必有吹，强者必有嬴，载者必有隳。虽欲为之执之，只图眼前，不管长远，一意孤行，陷入阴阳，待到势极而尽，未有不失败者。故曰“或行”、“或随”、“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等句，其义深邃（sui），当参悟之。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此三句，是总结上文之意。
所谓“去甚”，就是不偏执过分，行执两用中之道。凡是不循自然之道，妄动妄为，谓之“过甚”。做人处事，皆宜平和，处人以和为贵，财气以和为生，人身以中和之气为宝。凡是偏阴偏阳，偏强偏弱，偏刚偏柔，都是“过甚”，皆不合中道，都应当去除之，校正之，使其归于中正，趋于中和状态。这种“去甚”的执中之法，虽曰有为，而却等于无为；虽曰有作，而亦同于无作，因为它合乎道性法度。故可以有无相生，左右逢源，无在不得其宜矣。
“去奢”，就是弃绝奢侈浮华，不贪图享受，不贵难得之货。凡是奢侈者，皆是不识大道，不务真诚，人生之路偏离了正确方向，所以衣食讲求奢华，日用过费不节，损失先天福根。圣人之所以“去奢”，在于涵养俭德。人的生活愈俭朴，其德愈厚，其道更真，故圣人去奢而从俭。修身如此，治家治国又何尝不是此理？
“去泰”，法令过苛谓之“泰”。圣人去泰，是说圣人治世，不用立法设禁，不用苛政欺民，而是行无为之治，以道德治化人心，不束缚人民的自由，尊重人的天分自性，因势利导，以导化其归道成真。“泰”还有骄傲放肆，不安本分，恃强好胜之意。“去泰”，就是要人去掉恃才傲人，自以为是，固执己见等骄傲自满的心理病态。
“去甚”、“去奢”、“去泰”之“去”，就是摒（bing）除过分、保持中和之意。圣人处世不为己甚，不过柔，不过刚，以菲薄自安，以简默自处，此即是“去甚”之义。坚守至诚，不尚奢侈，不慕浮华，不贪求享受，俭朴敦厚，此即是“去奢”之义。处事平实，语言安静，顺天之理，体人之宜，不敢侍傲，不敢占先，此即是“去泰”之义。陆佃在《老子本义》中说：“去甚，慈也。去奢，俭也。去泰，不敢为天下先也，三者乃圣人之有天下也。”圣人能去此三者，静处中和，无心无为，所以能治人心，能治天下，而大道自归之。
【本章说解】
此章经旨，深诫在上者勿以有为用事，勿妄用神器，以免空耗精神，避免败失之害。世间事物的自然规律，有的前行，有的后随；有的轻嘘，有的急吹；有的强壮，有的瘦弱；有的安全，有的危险，其中自有其内在、外在的诸多原因，但总不离自然因果规的制约。因此圣人不执己甚，不尚奢侈，不敢占先。天下之大，万有不齐，错综复杂，所以不能以私智强为，只能顺其自然规律，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因事顺势，无为而处。
自然之道，守之则贵，行之则利。守之者，天德在我，无欲无为，不生败失之患，所以贵莫胜焉。当行之者，是道则进，顺天应人，不起机智之诈，不用后天之识，因事处事，因物付物，如此才能无往而不利。
经中所谓“神器”者，即被人们称为“神乎其神”的自然大道也。天地之道，本是无为，万物自化其中。试观天地初生之时，乾元资始，阳动而行先；坤元资生，阴来而随后。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天地阴阳二气，由伸而屈，吸之则油然而呴；气之由屈而伸，呼之则悠然而吹。天地之道的一张一弛，才使生气通畅，万物滋生。至于万物在享受天地阴阳二气质量与数量的多寡不同，所以万物的禀性刚柔特性也各各有异，或受气多而精强，或受气少而精弱，所以才造就了林林总总大千世界的万有万异。
大道生物的特性不同，故有时而伸，气机蓬勃上升；有时而降，气机油然下隳。虽千差万别，但皆是天道之自然，非人力所能改变。非自然，万物不能形交气感，不能妙化万物；非自炁，阴阳二气不能摄生，日月便不能焕发神光。
古之圣帝明王，循自然之道，牢握乾符而治天下，文武公卿，秉国政而安社稷，皆是用自然大道之“神器”而造福天下。修道之人，应当处中和，行无为，如能坐卧天然，行藏独乐，处世待人，应事接物，行住坐卧，言谈举止，即可得自然之妙。终日处于红尘，心却能在无欲无为的大自在中，潜修默炼，世俗不显，近而身心性命，远则天地万物，无所不超然，无处不是道法自然。
圣人待物，皆是去其太甚，而不敢过求；去其奢泰，而不敢过望。心不生争竞，故无盛满之患；心不谋物，而物性自归；心不留物，而物自不远去。天下之物，各有自然之性，岂可用有为去干扰它?所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皆是顺遂物性的自然而已，物来不求，物去不留，心中不落痕迹。物性天然，不可强为，事有适度，不可太过，此即太上圣祖示此“三去”之本意。
“取天下常以无事”。所谓“无事”者，就是因事物的自然之性而顺之，故能得天下万物之心。这是有为所难以达到的。所以圣人从来都是辅万物而不敢有为也。
不道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
“佐”，即辅助。“人主”，即君主，泛指一切居于领导地位者。“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此二句，是太上针对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动乱，群雄纷起，诸候争霸，皆是以“不道之兵”争夺天下，由此而对后世之训诫。由此可知，太上一贯倡导道治主义，反对战争，怕人民生命涂炭。战争是邪恶的产物，有善与不善、侵略与被侵略、正义与非正义之分。
老子的反战思想，并非一概“反战”。在国家尚还存在，天下尚未道化大同以前，养兵以卫国还是必要的。他提出“不以兵强天下”的思想，就是不主动挑战去侵略别人，这是道德的基本准则。战争的目的是以战止战，以防御之战制止侵略之战，以正义战制止非正义战。这是太上在本章阐述的主要论题。河上公命本章为“俭武”章，意即并非不要“武”，而是要俭用“武”。
君为天下之主，心为一身之主，国之有君，犹如人之有心。所以君正则国治，心正则身修，此乃自然之理。君正与心正，皆正之于有道，有道则正，失道则偏。故善于辅佐在上者，惟辅之以道德。有道之君，皆是以道德治国，所以天下太平，国泰民安，民无伤患，天下自然归之。若是无道，以兵战称强天下，滥用武力，民遭涂炭，过失天地之和气，天下必然离乱，此乃自然之理。太上以此警示世人，其意在于要人类树立爱心，国与国和睦相处，人与人友善相待，则天下永保太平，不会再招致“其事好还”的怨怨相报。
所谓“其事好还”，是说天道的自然报应规律，从来都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种什么种子就结什么果，这是自然界的不变法则。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不例外，其应丝毫不爽。“天道好还”的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更不是侥幸所能免。天道有此好还之理，必得此好还之事。若我以兵势强加于人，人必以兵势还之于我，这种自种恶因，自食恶果，以牙还牙，以怨报怨之事，天下随处可见，皆是失道离德，不明因果的必然。
一国的领导者，绝不可以兵强耀武于天下。今日之强，可能就是明日之弱；今日欺人，明日可能被欺。表现的形式未必相同，但“其事好还”的灾祸却在所难逃。今日世界号称的超级大国，到处称雄逞霸，动辄（zhé）狂轰乱炸，惹得天怒人怨。自以为无人敢惹，其结果还是引火烧身，遭到一次“好还”的恶性报应，至今仍然糊里糊涂，不知自己种下恶果自己偿的原因。
修道之人，若以情欲乱了自己性中之天下，助无明阴魔在心中动起干戈，此亦是“以兵强天下”。因为不能以道德辅佐心君，导致了体内的六贼共起，阴魔猖狂。于是，身中之国，性中之天下，便一日不得安静；心中之主人，一刻也不得自在。此是心身内的“好还”之道。观之于此，则道法、世法之理，均可明白。切不可轻忽了身中天下的“以道佐人君”之事。只要那颗道心佛性常明，心君常处在道中，身中的太平盛世，必会长久康宁!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上古之时，各君其国，人民浑朴，共安无事之天，焉有战争之事？至黄帝时，蚩（chi）尤犯上作乱，于是文有玉帛，武有兵戎；治则用礼乐，乱则用干戈，才有文武并重。然而有道的君子，惟以道事人主，不以兵而强天下。“师”，即军队。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是描述战争所带来的凄凉景象。无论古时的大刀长矛，还是现代的新式武器，都是残杀生灵的不祥凶器。自古圣人，皆以道为本，以德化民，深戒用兵之事。战争是残酷的，是天下最大的杀人场所，是最大的不道德。无论古今，只要兵戈兴起，战事纷争，死伤无数，百姓遭殃。战事过后，人民流离失所，农事必废，田园荒芜，荆棘丛生。故曰“师之所处，荆棘生焉。”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盖因战争都是要杀人的祸事，你杀别人的父兄，别人亦必杀你的父兄。人心思返，天道好还。冤仇相报，理之自然。况且战争所在之地，人民罹（li）害；兵过之处，鸡犬亦空。战争都是以杀人取胜为目的，杀戮过重，死亡必多，血污大地，枯骨遍野。而且战争这种杀气，必然大伤天地和气；乖戾之风，必然惹得天怒人怨。因而阴阳失调，雨旸不时，旱干水涝，频生凶荒，饥馑而至，民不聊生。这是战争杀气造成的必然恶果。
战争就是灾难。凡是兵马所到之处，两军交战，震撼天地的枪炮声、喊杀声，死伤者的惨叫声，其中所含的嗔（chēn）恨之气，必荡然于太空，号啕于天地间，万姓受苦，众生蒙难，家破人亡，兽走失群，飞鸟离散，惹得天地齐怒人共怨，造下不可饶恕的罪业。
所谓“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凶年，就是大灾祸降临的年份。例如大旱大涝，颗粒无收；人民饥馑，贼盗猖狂；瘟疫流行，虫蝗遍野；地动山崩，怒风暴雨；或无病而死，或妖孽横生等等。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怪异之灾，皆是凶年之验应。
凡是凶年，看似偶然，实际上是人类造业的共作共受，是“天道好还”规律的必然结果。人生存于天地之间，与天地万物息息相关。天道本好生，天地从来都是以慈悲之心养育群生，绝不会无故降灾于人类。但天道又至公至道，助善罚恶，赏功惩罪的“好还”规律，却是铁面无私，毫无私情可言。
人类当前所面临的种种灾难，都是人类违逆天理，失道丧德，破坏生态平衡，自造罪业所应受的报应。人类若能知迷而醒，修养道德，承顺天道自然之理，还天道以善德正气，天地必以吉祥瑞气降之于人，这才是人类永得福惠，安享太平的长久之路。
观今之人类社会，离失道德已远，私欲膨胀，胡作非为，不顾天理人伦，我行我素。动则穷兵黩（du）武，残杀生灵，破坏自然生态平衡。今之人心，恶迹斑斑，社会风气颓废，人类的恶心所形成的邪阴之气，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天地之和气，所以天地必以凶年之灾还报之。科学家已经探知，多年来地球上气候反常，灾害增加，其原因在于保护地球的臭氧层出现较大漏洞，从而导致了南极冰山加速溶化，海水上涨等反常现象。这些结论虽也有一定道理，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人类丧失道德所导致的结果。佛祖说：“世间无偶然，皆是因果大循环。”明白宇宙间这个不变的因果报应法则，人们岂可不畏乎？
人若不悟真常，不修正道，不明宇宙基本规律，妄作妄为，恶念丛生，怨心难平，三气难散，心中的刀兵争战不休。则荆棘必生于自心方寸之地，魔军必动乱于自身内环境中，心身自此无宁日。不是心烦意乱，就是疾病丛生，或是运势不佳等，都是自己招来的麻烦。念虑日日起尘劳，真阴真阳时时消，三田自此而荒芜，血气衰尽命难保。这就是人身中的凶年，可不慎乎?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
古云：“兵贵神速，不贵迟疑。”兵法之用，并非什么祥事。但有天下国家在，其备亦不可少，以防外敌之侵扰。兵家之事，全在于用之“善”与“不善”。善用兵者，皆是外敌临门，迫不得已而后用之。
用兵之善，在于“果而勿强”为妙。“果”者，即果敢之谓。大敌临门，应当速战速决，果敢勇猛，迅速取胜。这样可以减少双方的伤亡，百姓也少受灾殃。
所谓“不敢以取强”，其意是说，心存善德的人，不敢逞强，假若敌已退败，就应当鸣锣收金，不敢穷追猛杀，否则必然杀伤过多，自造杀业，那就不是“善果”。万物中以人为最贵，所以在战争中既要速胜，又要减少伤亡，这才是敌我交战的“善果”。有道之圣人，皆是行仁义之师，何敢逞杀戮（lu）于片时，更不敢取强威于一己。
战争都是迫不得已之事。圣人对待战争，皆是内持不得已之心，外为战而速决。即使取胜，也是未尝矜、未尝伐、未尝骄、未尝强，皆是事到临头被迫而为之，而绝无好战之心。“果”，即果敢应敌，速战速决。战胜之后，果断收兵，不逞强势，不以多杀人为快。比如内遇乱臣贼子叛逆作乱，不得已而用兵治乱时，我兵虽强，也不敢以取强为心；我兵虽胜，亦不敢以取胜而得意。如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用不得已之兵，敌人必不会以兵强而加之于我。文中所言“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即是此义。
用兵“不敢取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
“果而不矜”者，就是谦卑用兵，知己知彼，不敢轻敌自负，不打无准备之仗。“矜”者，即没有好兵之念。
“果而勿伐”者，就是先人后己，不打第一枪，以谦让用兵，不炫耀武力，不逞能好强。
“果而勿骄”者，骄兵必败，顺天理而用兵，虽已获胜，也不敢自恃强傲，穷追猛杀，以免造成无端的伤亡，违背天理好善之德。
“果而不得已”者，兵之所用，不主动挑起战争，不能有斗胜取强之心，而是入敌已病临城下，不得已而用兵。
“果而勿强”者，是说用兵果敢，但不敢以强兵而欺凌，至诚守善，不敢残暴。
以上“五果”，皆是太上告诫天下：即使两军交战，也不敢用逞强之道。不仅用兵如此，做人处世，面对万事万物，乃至修德养性，又何尝不是此理呢?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物壮则老”，这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花红到极点时则谢，草木壮极后则枯，人壮年之后则衰老，此乃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一切生物自生至壮，由壮至老，由老至死，完成物的周期循环。这种生、长、壮、老、死的演变程序，反映了生物界的普遍法则。
为何物壮则老?其中内涵着阴阳消长的因素。它反映了阳极阴生的道理。正像日中正午，阳气俱足，是为壮时；待到太阳西移，阳气渐消，阴气渐生，由壮至老；直至日落西山，夜幕降临，纯阴之时，万物俱息，由老至死。
太上以“物壮则老”的自然现象，教人行事不可逞强，其理犹如物壮则老，违者就不符合道性。大道之体本柔弱，大道之用贵中和，太过与不及，都不符合中道。此即所谓“物壮则老，是谓不道”。
“不道早已”，“已”即完结，终了，死亡。天地间一切万物，皆是有生必有幼，有少必有壮，有壮必有老，有老必有死，这是物理之势然。物之理如此，用兵之事，做人处事，其理同然。用兵之道，两军对阵，生死存亡，惊天动地，危及万生万命，牵涉不小。倘若以矜伐骄诈之心，用强欺弱，则必然势极必反，太过必伤，胜亦不能久持，强也难以久立。这与“物壮则老”的理势相同，所以谓之“不道”。
所谓“不道早已”，意即多行不义必自毙，不行大道必早夭。这个道理不仅用兵如是，自然界的万物万类亦如是。作为有灵性的人类，处世应俗，待人接物，时时处处，无不是此理。自古圣人以有道用兵，所以不壮、不老、不已，故能久立不败之地，无敌于天下。
修道人常能涵养道德，处事执两用中，不逞强好胜，养太和之气，身中的阴阳平衡和谐，真阴真阳不断升华。始则可以抑制延缓“物壮则老”的自然过程；继而逆修阴阳，以阳克阴，达到纯阳之体，复归到先天无极状态。由凡躯之体，再造成金身；由受阴阳制化的“我命由天”，返归为跳出阴阳的“我命由我不由天”，完成由“不道早已”到长生久视的过程，从而进入道境。这是人类改变“物壮则老，不道早死”的唯一途径。
【本章说解】
本章以用兵而喻道，以战事之理喻作人。
“不道”之理，不仅用兵者当戒，世人不道德之行为，更应当警戒。人生一世，有如水面之浮泡，有如旅店之过客，有如电光石火，转瞬即逝，住世能有几日光景?故应万分珍惜来之不易的人身，不敢以七情六欲自我作贱，不可以无尽的烦恼伤残自性，不可贪迷世俗而迷失回归之路，更不敢逞强好胜，以强凌弱，无故屠杀生灵。一个向善之人，当念念存诚，心心在道，事事讲德，无欲无为，求生死性命之根本，修无为自然大道。修之日久，大道自然不负苦志人。
所谓善者，即有道也。矜者自恃，伐者自夸，骄者自是，三病一源。知其病而能自克者，非有果敢精神不能奏效。修道之人，最忌恣贪声色，最怕心性驰骋好游，天空海阔，人我山高，终日竟夜，心被杂念所缠。闲心没少操，闲事没少做，惟不作以道辅佐人主心君之事，不去修养道德，涵养心性，这无异是白白浪费生命。
修真人若有“逞强”之心，动止行藏，皆是不道不德。此等不道之心，名为修道，实为害道，自误前程，即使圣人终日守傍，亦不能救其“天道好还”之患。修道之人，悉当言下彻悟，早日明悟了却生死之道。不但今生超然物外，而且生生世世不入邪径，这样才能永得真道。
恭闻三皇盛世，以道化民，以德教天下，无有“早兵”之用，不操机智筹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各尽其道。故天下以道归之，所以盛世和熙，人民纯朴，上下无为，天下归于一道。天下一道，即是天下一心；天下一心，则无形之兵器，不用而有余；无名之将士，不战而自胜。以此观之，百倍胜于有形之兵强天下。
经文中所谓“不道早已”，比如春秋以来，“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之战，杀人盈城”。故孟子有“春秋无义战”之论。秦汉以来，治乱的形式不同，得失虽然不一，但都在“不道”之列。凡是“不道”者，皆是不顺天理，而是以力胜人，所以“好还”之果不能避免，这便是后世战争灾难不断的根本原因。
此章经旨，重在“不以兵强天下”一句。若以兵强天下，何道之有?用兵之道如此，做人之道亦如此。人若放纵自己，以力胜人，恃才傲人，仗势欺人，以贵轻人，持富贱人，以智巧诈人等等，此皆是失道丧德的“不道”行为，必遭天道“好还”之报。待到灾凶报应临身之时，则悔之晚矣!
贵左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