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从前的平静根本便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安宁，所以当这样一桩惨烈的事实被直白的刊登在报纸上，被血淋淋的曝光于世人的面前时，上海的各界人士都发生了一场暴动——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欺压，也不是一次普通的剥削。在洋人们这一次强硬的手段中，是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的。纵然身处这个年代的每个人都深知，“下等人”的性命是不值钱的。但平心而论，又能有几个人真正看淡生死？
今天死的是那些“下等人”？那明天呢？在“下等人”之后，又该轮到那个层次的人？
但凡是人，大约都是自私的。哪怕是抛开了国家的大局不谈，单只论个人利益，他们也无法继续沉默。
他们开始热衷于寻找事实真相的由头，但当他们越接近事实真相，他们便越感荒唐——
那让洋人们如此兴师动众的想要强制拆迁合乐里的理由，竟不过是出自于一个美国商人对利益的考究和他那难以启齿的报复心理。
合乐里原本的房主是一个华夏人，只不过是因为那个华夏房主同那美国商人协商好一同做生意后，那美国商人才有了一些管理合乐里的权力。
合乐里原本便是租给那些社会底层的人的，租金并不很高，约莫三个银元左右便可租上一月。但商人的骨子里大约都是流淌着“刻薄”的血液的，即便那商人是个美国人。
那美国商人以为合乐里的租金开的有些低了，便合计着想让房主提高些租金，但别说那房主是个厚道人并不同意了，便是合乐里的房客们也是对美国商人的责怪埋怨不断的。
但毕竟这是租界，是“洋人的地盘”。洋人商人在“洋人的地盘”上，总是很有些特权的。房客们不敢当真同美国商人较真，一次两次的增加租金，便也权当是花钱消灾，忍了下来。
直到那美国商人仍旧不肯收手，反倒变本加厉，合乐里的房客们都已经忍不下去了，这才存了心思抵抗了起来。他们仍旧按着原先的租金交给房主和美国商人，谁知那美国商人倒是收了他们的租金，却还是要将他们给赶出合乐里去。
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钱也叫他收了，房子他却不肯再叫他们住？
底层人民大都麻木，却也不是毫无血性。尤其，他们干惯了粗重活，身体素质强过那美国商人许多，干脆便同那美国商人对立起来，无论如何都不肯搬走。
谁知那美国商人根本便不顾自己的合伙人同房客们的联合反抗，甚至觉得自己的脸上的面子被一群他所看不起的华夏人给狠狠的践踏的，于是便也不顾那华夏房主才是合乐里真正的主人，直接去工部局请了令条，便领着人巡捕和警察大摇大摆的来对合乐里强制拆迁。
那日里，锦颐和谢锦言、袁幼卿所看到的场景，便是那美国商人领着人去对合乐里强制拆迁的场景了。
得知了事实的真相，上海各界人士一片哗然——
“我想知道，工部局究竟是遵何条约，有何权力去随意听从一个并不对合乐里具有决定权的外来人士，派遣武装巡捕拆毁一个名义上归属于另一人的房屋？”
诸多爱国青年和文人在知晓了事情的具体缘由过后，纷纷在各大报纸的各大板块上提出了自己的震心一问。其中，他们问得最多的便是工部局究竟有没有对合乐里进行拆迁的权力。
显然，合乐里所在的位置是租界。
租界虽然名义上仍旧是华夏的国土，但实际上已然是作为租借给洋人，使得洋人能够自己管理的自己的地方而存在。所以，租界是归洋人管的，这一点，无论是住在租界里的人，还是住在完全华界的人，都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洋人们管理租界的事物，向来是打着公平的旗号的。诸多文人和名流都选择了住在租界，所看重的便是租界的法令齐全，看重的是租界的管理稳定，看重的是租界里相对的公平。
然而，当强制拆迁一事明明白白的摆在各界人士的面前时，人们难免便会产生了一种被欺骗的厌恶和愤怒——
合乐里的所有权是归属那个华夏房主的，那个美国商人有什么权力向工部局请求拆迁？工部局有什么权力答应美国商人协助拆迁？武装巡捕有什么权力对合乐里的无辜房客们施以暴行？
你们所谓的公平在哪里？亦或者你们所谓的公平根本便不存在于洋人和华夏人之中？在洋人和华夏人之间，你们永远会无条件的对洋人进行偏帮？
关于洋人和华夏人之间的地位，这才是上海滩里的上层人士真正对这起强拆事件投以关注、并明显开始表达出对几个国家的领事夫妇表达出不满的重要缘由——
如果在那些洋人的眼里，始终是有着同等身份或种族的洋人地位更高些，那么利益受损的，便只会是他们华夏人。而这，与他们原先所设想的利益关系并不符合。
一时间，上海各界人士的态度空前的强硬起来，向工部局、更是向所有的洋人们讨要一个说法。
而就在此时，锦颐的《一无所有》在《申报》上发行了。
“锦颐，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哦，天哪！你快告诉我这是真的！”
哪怕是隔着手中的话筒，锦颐甚至都感觉自己能想象到，电话那头的袁幼卿，脸上的神情该是何等的夸张。
“真的真的，你已经像我确认了好多遍了！你所想的那个谢锦颐便是我这个谢锦颐！”再一次，锦颐如此向袁幼卿肯定道。
自从上次一别之后，两人一来二往的，渐渐便也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好吧好吧，我只是有些太兴奋了！你可能不知道，今早最新的《申报》刊发的时候，咱们学校里的人可都跟疯了似的。我回家的时候，连我爸爸看了你那篇小说都沉默了。”
锦颐闻言，也并不如袁幼卿所设想的那般欣喜若狂，只一如往常般再同她寒暄了几句，便已将手中的话筒放下。
在她的《一无所有》刊发之后，袁幼卿已经不是第一个如此失态的人了。
如她那般激动地模样，早在先前谢锦言跑着回家时，她便已经见识过了。
甚至，在谢锦言兴奋地将那篇印着《一无所有》的申报展开在谢峰德的面前时，谢峰德都在看完后，良久的沉默。而后，方才斜睨了她一眼，赞了她一句，“那么久的学堂，总算没有白上。”
谢峰德用来夸她的那一句话并不怎么好听，但那却是锦颐在包含了原主所有的记忆后，所听到的唯一一句称赞。
也是自听到谢峰德的那句称赞起，她才方有所感——
《一无所有》，成功了。
她的文笔是并不差的，那其中所包含的不仅仅有原主的天赋，更是她二十五年人生以来的见识。
但是纵然如此，她也不得不承认，《一无所有》的出现，实在是太过巧妙了。
或者其中也有《申报》报社刻意营造的缘故，但是，始终是时机，造就了《一无所有》。
此刻，正是上海的华夏人和洋人们矛盾闹得正激烈的时候。而就在这样的时机里，一篇专门用来刻画于华夏人和洋人关系的小说，以一种极其震撼的方式，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野里。
一无所有。
无疑，这是小说的开始，也是小说的结局。
如果说谢锦言的《华夏上海？》是整个矛盾的开始，那么锦颐的《一无所有》便是将整个矛盾引向高、潮的推手。
正如谢锦言一样，锦颐是不屑于用多么富丽堂皇的辞藻来堆砌自己的文章的。她写文章，没有一处是矫揉造作、咬文爵字的，也没有一处是吮笔儒墨、刻意经营的。
正是因为如此，她的文章才会写得如此真实，不知不觉间，竟让人将自己亲身代入进去。等他们看清了结局，从文章中蓦然惊醒，他们才会犹似后怕一般，在背后出了一身冷汗。
几乎是从文章里清醒的下一刻，有钱有势的便开始想，他们愿意变成李财主手里的那些管事的吗？底层人民便开始想，他们愿意变成那些连性命和尊严都无法保留的劳工吗？
不，他们不愿意的！
没有片刻的犹疑，他们如此肯定。
一无所有，那是一种怎样的结果，没人敢去想象。
因为得到过、拥有过，才会更害怕失去。
作者有话要说： 女主是用原名发表文章，主要是因为我是取名废啊，看我笔名就知道了。连文里面的人名，都是找别人给帮忙选的hhhhh
嗯，休息两天，9号继续更新~~~~
☆、第十一章
在那样绝佳的时机里，《一无所有》空前的成功。纵然那文章的字里行间里，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瑕疵，但那都不足以叫人们去挂怀了。
一夜之间，“谢锦颐”这三个字响彻整个上海。
坐在客厅里，锦颐将身子窝进柔软的沙发里，身边随意摊着好几份报纸，手里捧着其中的一份，不知不觉，面色便沉了下去。
“这群人简直太过分了！”
与此同时，一直同锦颐坐在一处的谢锦言也满脸的怒色，猛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将手中的报纸狠狠地摔在了身前的长木桌上。
锦颐稍稍直起身，顺着那被谢锦言甩开的报纸望去，只见那名为《字林西报》的报纸上，留足了一个大板块，实实的印刷着一个标题——
“合乐里的房屋究竟归谁？”
那与自己方才所看新闻大同小异的标题，仅一眼，便叫锦颐明白了谢锦言在气些什么。
现在已是十一月份的中旬了，自合乐里事件发生至今，已有足足二十多天。
在这二十多天的时光里，锦颐和谢锦言几乎每天早晨都会早早地等在客厅里，等送报的少年将报纸送来后，便也不再挪地，就着客厅的沙发便捧起数份报纸翻阅起来。
可是，在报纸上，锦颐和谢锦言所看到的，自始至终便是各种抨击工部局和外国商人做法的苛责性文章。工部局和那外国商人，却始终未曾现身给出什么说法。直至今日，便连外省外市的各个阶层都对此事有所耳闻了。
原本，锦颐以为这件事或许便会在工部局的漠视之下不了了之，她以为那些洋人们是打定了主意要沉默下去，不想站出来给租界的华夏人民一个合理的解释了。直到她看到了今天的报纸，她才发现——
她错了。
“他们怎么敢这样强词夺理？！怎么敢这样大肆污蔑？！他们真的就以为没人敢站出来驳斥他们的谎言了？！他们难道就不怕谎言被戳破吗？！”
谢锦言本身便不是什么冷静自持的人，他因为二十几年的人生里长久的顺遂，甚至是可以称得上是有些意气用事的。
他是个文人，他是个爱国文人，他有着文人的清高，也有着爱国的热忱。他是看不惯别人在他面前扯谎的，更何况这个谎言所涉及的，是国家、是民族不平等的真相。
“他们不怕的。”不似谢锦言那般且惊且怒，锦颐冷冷说道。
谢锦言听了锦颐的话，倏地顿住了，望向锦颐的双眸里，既是不可置信，也是茫然。
饶是如此，锦颐仍旧没有住嘴，她迎着谢锦言的目光，更似是还嫌有所不够一般，用着极其清冷的声线，带以最为辛辣的讽刺，一连反问道：“他们怎么会怕？那是谎言吗？在他们看来，但凡是他们所说出口的，难道不就是‘真相’吗？”
“真相”的定义是什么？我们选择相信真相，但最后，我们所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抑或是别人口中，一番让你不得不相信的“解释”？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所谓的“真相”，同样如此。
那报纸上所刊载的、诸如“武装巡捕开进合乐里是为了制止合乐里的暴、乱”，以及“整个事件是有人为勒索五万两白银而设计制造”的等等污蔑和谎言，统统是工部局和那些在华夏的地盘上嚣张惯了的洋人们所玩的一场把戏。
惯来享受安逸的人们，或许为了继续从前安逸的生活，便就此“信”了。但身处不平等对待的底层人民和有思想、能够思考的各行各业的人们却不会相信。
当然了，刊发出这一“谎言”的洋人们根本也没稀罕过要谁去相信，他们给出这一“解释”也根本不是为了“解释”。
他们想要停止这一场对他们不利的舆论风波，既然沉默不行，那便也来说些什么。
与其说那是一个“解释”，倒不如说那是一个“警告”——
租界，是归洋人们管的。
一时间，谢锦言被锦颐给刺激得沉默了。
他出神地重新落座在沙发上，一言不发，眉毛都快结到了一块儿去——
他是看得清事实的，也是接受得了事实的，所以他写得出如同《华夏上海？》这样的文章。但那被锦颐一口戳穿的事实，显然是太过使人刺痛了。
他能写出《华夏上海？》，能直接以“上海究竟是不是华夏的上海”为题，来唤醒祖国的人民，却并不代表他能够接受上海真的不再被看作是华夏的上海。
看着谢锦言满脸颓然的模样，锦颐这才恍悟，是她的话语有些太过直白了。
想了想，她出声抚慰道：“你也不用现在便这样为难。这事儿……”
“估计也还没完！”
“砰砰砰！砰砰砰！”
锦颐的话音刚落，谢锦言还没从锦颐坚定的语气中回过神来，那大门便响了起来。
那敲门声瞧得有些急促，一下接着一下，锦颐离得近，见李妈还没来得及从厨房里出来，干脆便自己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门口打开了门。
她按下门上的把手，甫一将那大门推开，便瞧见门外的人还举着手，正要继续敲下去。
“你怎么来了？”瞧着门外身着一身小洋裙的袁幼卿，锦颐有些诧异的问道。
她给她打来的电话很多，几乎每两三天便就要打上一通，尤其在那《一无所有》发表的一个星期里，她更是每天都要打一通电话。但要是说到真正上门，这还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