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韩德忠是在一个不看身份证就能入住的小民宿，灯光昏黄，空气里弥漫着霉臭。
村里的混混头子阿北带我来的，在此之前，他已经让我去医院做了体检。他扭头走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阿北带着一个瘦高的男人进了门。
“年龄，学历，为什么代孕。”
“22岁，今年刚毕业，清南师范本科学历，我父亲要做心脏搭桥手术，要花20万，没钱，阿北告诉我有这个门路，所以来代孕。”
韩德忠不信：“没医保？用不着这么多。”
“我家没钱，没交。”
韩德忠不再发问了，却也不讲话，我看出来，他在考虑。
我恶向胆边生：“我受过高等教育，身体健康，可以接受任何形式的受精或试管，如果您想要一个儿子，我也可能一直生，直到是儿子为止。”你盯着眼前这个男人：“但是我父亲的手术不能再耽误了，如果这个月还不能动手术，他会死。”
韩德忠也盯着你看，沉默半天才说：“可以，我把钱打你账上，但你要即日起去深圳，在孩子出生之前，不能离开。”
我站起来，身高刚到他的肩膀下：“我……我可以去照顾我爸吗？我家里没有其他人了。”
他懒得听我的，转身要走。
我别无选择，跟着韩德忠上了车。
我在深圳别墅的第一次月经结束后，迎来了第一次人工授精。
多数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呆在这个偌大的别墅里。韩德忠公司事务繁杂，加上大宝是在这块别墅区走丢的，他很少回家。
家里的保姆张姨是我唯一相处的对象，张姨总是会有意无意地说起韩德忠的前妻，我并不感到奇怪，她或许觉得我是想要登堂入室。
是啊，谁能想到韩总带回来一个年轻女孩，只是为了生小孩呢？
第二个月的月经结束后，韩德忠照常回来接我去医院。
韩总是体面人，不论是带我来深圳，还是平时接我去医院人工授精，都是自己开车。
我无不嘲讽地想。
韩德忠几乎不与我说话，第一次还没弄清楚情况，第二次，我坐在外边等候取精的时候，护士就来问我了。
“你和你老公，是不是闹矛盾了？”
我愣了一下：“怎么这么说？”
“上次来就想问你了，你俩从进来开始就不说话，也没有肢体交流，压根不像夫妻，你是不是被人胁迫了？如果有这种情况，你放心和我讲，我们会帮你报警解救你。”护士压低了声线，握着我的手腕，急迫之情溢于言表。
我忽然笑开了，另一只手拍拍她手背：“谢谢你的好意，可我老公其实还蛮体贴我的，他就是公司事情太多了，烦心才这样。”
护士还要说些什么，那边的医生已经开始叫我的名字，我挥挥手，摆脱了她的追问。
又是一次漫长又屈辱的受精。
躺在床上的几十分钟里，我反复地咀嚼这份屈辱，最后决定任由这份屈辱刺着嗓子眼吞下去。
搭桥手术没有那么简单，韩德忠也不是有钱的傻子，后续还有相关治疗需要到位，除了手术当天的费用，其他的钱只会在每个月按时到账，我预估至少一年时间内，是不可能解脱出来的。可就算我最终得以解救，已婚已育的烙印这辈子都会如影随形，哪里还有什么幸福美满家庭的可能性。
我躺在床上，医生给我盖了块毯子，她不知道我体内那股不属于自己的液体才让我真正寒冷。我又想起自己在大学里上过的课，伦理学老师的话像是唐僧的紧箍咒，我曾经发自内心地接纳这些尽善尽美的事物，最终却要任由自己往最深的泥里陷。
为什么呢？就像我那忠厚如老黄牛的父亲，一生都被人骑在头上，好不容易要享福了，却闹上了病；为什么呢？就像那个曾许人间第一流的女大学生，最后只能自甘堕落，做自己曾经最瞧不起的那类人。
我穿戴好衣服走出房间，看到韩德忠正在走廊上打电话。
这人，大概也和我一样，早都坏了。
我笑着上去挽住他的手臂，嗔怪道：“老公，你都不在公司了，就不要接电话了，好好陪陪我嘛。”
韩德忠挂了电话，下意识就要甩开我，我又不轻不重地打了他一下：“都怪你！下班了还只管工作，人家护士都说我们冷淡得不像夫妻，要给我提供法律帮助呢！”
他迟疑了一会：“有吗？”
“当然有！我要你去专柜给我提最新款的包，否则我才不要原谅你。我就跟护士说你是采花大盗，让她报警，把你抓走！”说着，还和刚才和我说话的护士交换了一个眼神。
韩德忠彻底回过味来，一把将我捞进怀里，贴着我的耳朵说：“做得不错。”我笑着回头蹭他的鼻尖：“韩总记得按时打钱就行。”
看着那边的护士早已经没眼看，我和韩德忠腻腻歪歪出去，到车库后迅速扯开两米距离。
我俩坐在主副驾驶上，半晌无言。
“为什么没有举报我？”韩德忠似乎很在意。
“因为我父亲还在医院躺着。”我漠然道。
“可以，你最好记住，我们之间是签了契约的，你最好不要有逃的想法。”
我冷笑：“韩总，我是刚毕业不是傻子，这种合同根本不受法律保护，我之所以遵守它，是为了我父亲的病。”
韩德忠噎得没话，开始发动车子：“但愿你我都有这份契约精神。”
“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