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的粮食很多，所以周士相决定开战。
不惜一切代价开战，顶着巨大压力对安南用兵，只为安南有粮。
粮食，周士相太需要了。
明清战事，于其说是两个民族的战争，不如说是粮食的战争。
这个时代，说什么都是虚的，唯有粮食才是真的。
有粮，就会有兵，有人卖命；无粮，强大如大明王朝，也瞬间崩塌。
为了粮食，尚在关外的后金便多次入关抢劫；为了粮食，大清兵几乎逢城必屠，只为杀掉那些多出来的嘴巴，以此减轻大清的负担，从而避免明朝为饥饿流民所覆的教训。
为了粮食，太平军在湖南亦是以极其血腥的手段镇压汉土百姓；为了粮食，太平军的东进支队血洗了宝庆、永州、全州、衡州四府，导致四府百姓生灵涂炭。而这一切只为支撑对西南清军的战事，只为消灭那些来抢粮食的大清兵。
战争双方已经说不上谁是正义一方，谁是邪恶一方。至少，在湖南，太平军扮演的是一个极其不光彩的角色，甚至某些方面比清军来的还要更恶。
湖南百姓思清远甚思明，湖南百姓苦不堪言！
东进支队一车车往湘西运来的粮车不知洒满了多少湖南百姓的血汗！
湖南百姓的苦，周士相知道，却没有办法解脱他们的苦难，因为他真的没有粮食，他也真的需要他们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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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初步完成建村设乡的广东全省只有人口152万人，其中成年男丁不过40余万，其余多是老弱妇孺。而在清军南下之前，广东全省有户98万7000余，总人口750余万，成年男丁223万余。
十二年的战乱，让广东人口总体缩减了八成，而原本就比广东要贫瘠的广西人口锐减更是惊人。万历六年广西全省有口178万6000余，而广西巡抚衙门前些日子统计的梧州、浔州、柳州、桂林、南宁五府的人口只有12万多人。
广西巡抚衙门并没有统计广西南部那些土人，因为目前为止，广西巡抚衙门只在几座重镇建立了实际统治，对于广西南部到镇南关一线，尚未建立有效统治。但那些土官控制区域人口本就没有计入明朝所统计的黄册之中，事实就是广西全省人口可以忽略不计，那12万人中有一多半是老弱妇孺，能称为丁口的不过三万余人而矣。
两广地盘看着是大，可人口太少，仅凭广东一省承担十数万太平军所需，广东的压力可想而知。宋襄公多次来信，直言广东民力已经耗尽，若不能获取大的战果，恐广东难以承担这场战事所需。倘硬压下去，势必会影响广东生产和稳定，甚至有可能激起民变。这个大的战果显然是指攻占夺取一省乃至数省之地，且所占区域绝不是广西这等贫瘠的人口稀少地区。宋襄公信中多次提到两湖地区，显然，宋对占领两湖或者说取得一块能够稳定支撑太平军的产粮区很是急切。
广东压力之大，周士相何尝不知，他又何尝不想控制两湖地区。“湖广熟，天下足”，这六字他再是孤陋寡闻也是知之甚深。然现在他根本没有办法在两湖地区建立实际统治，如广东一样开展建村设乡，使“皇权”下乡，一来夔东兵需要地盘休养，以替太平军分减北面清军压力；二来西南数十万清军一日不解决，处于他们北上必经之道的两湖地区就一日不可能建立有效统治。周士相真把精力用于在湖南建立明朝统治，很可能最后是风吹蛋壳一场空。
周士相现在做的就是将湖南的民力和钱粮尽数取来用于对付清军，这种做法可以苛刻的称之为不顾湖南百姓死活。而西南数十万清军的粮饷皆来自于东南财赋之地，也就是说周士相以湖南和广东养太平军，而满清则是以东南数省之地养西南清军。
双方的压力同样都大，但满清的压力却比太平军大的多，他们的财赋之地在东南，他们的大军却在西南，而太平军在当中。战事长期对峙下去，或者说清军迟迟不能突破太平军封锁从西南出来，时间一久，满清对中国的统治就会产生危机，哪怕他们最大的对手永历政权弃国出逃或者被擒被杀，横插一脚的太平军造成的局面依旧让这危机紧紧悬于满清头上。
变数，已经出现。
年后，清廷已令安亲王岳乐南下。岳乐临行前曾被顺治诏见，年轻天子已是按不住内心的焦虑和急迫，对于南下的安亲王寄予厚望，湖广巡抚张长庚也收到了清廷急令，命其务必坚守武昌，同时整顿洞庭湖水师，确保武昌至长沙一线为清军所控。
清廷针对两湖变局做出应变时，周士相也在应对。广西太平军与线国安大战之时，他已初步做出针对清平郡王罗可铎的战役部署。周士相计划以第二镇、第六镇并湘西剿匪军两镇兵围歼清平郡王罗可铎部。若能一举击溃罗可铎，则以湘西剿匪军诸镇兵继续执行封堵湘黔边境重任，周士相则率第二镇、第六镇、第九镇及东进支队夺取长沙沿江东下，直取东南富饶之地，一举拿下南都。以江南财富之地缓减太平军当下钱粮吃紧问题，并趁势夺取浙江、福建、江西，从而将两广及湖南太平军控制区联成一片，形成事实上的半壁政权。
这个计划十分宏大，但也有一定风险，最大的风险就是西南清军。能不能将西南这几十万清军重兵围堵起来，让他们无法北上，是这个战略能不能实施的关键所在。至于东南清军，周士相并未放在眼里，因为他相信国姓爷会替他扫清这些障碍。他要做的就是在湖南等，等瓜熟蒂落那刻，等江南清军欢天喜地庆祝国姓爷败北那刻。
和西南清军这个风险并存的便是日益紧张的粮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