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嘿，那左十七都在床上躺着了，还要怎么阻碍？”
左鸿堂听到这里，瞬间明白了过来，然后他顿时大怒：“发作那畜生是我左家私事，这个就不劳余爷您挂心了吧？”
“左老爷如何发作子侄，那委实不归小人管。不过眼下这份文书，可就是小人该管了。”
余本德说到这里，缓缓从怀中掏出一份契书，放在了桌面上。
第347节 开港（十三）
左鸿堂拿起桌上那张契书定睛一看后，这次他是真地动怒了：“余爷，这墨迹未干的东西，须做不得数！”
纸上的内容很简单：左十七同意和租栈换地的意向性协议，外带手印。
余本德这时笑吟吟地问道：“老爷，这白纸黑字的，手印都按了，怎能做不得数？”
左鸿堂狠狠地将纸页拍在了桌面上：“这狗屁玩意又不是地契，无族内公议，私下买卖田土，自然做不得数。那十七迟早是要上家法打死在祠堂的……余爷，你捞过界了！”
……
从这一刻起，族权和皇权就对上了。
中国传统社会是“皇权、教权、族权”三权并存的社会结构。
皇权行使得是国家层面的政治权力，族权行使得是地方自治的权力。皇权只到县一级，所谓“皇权不下县”说得就是这个。
县以下的乡镇、村庄都是宗族、民俗自治，只有牵连到法律与国家公共事务时，皇权才能伸延到乡镇及村庄。
然后呢，因为人们都遵循传统文化，所以整个社会的教化、是非曲直与道德评判，就可以由掌握了文化的教权来完成——一个稳固的三角形就这样形成了。
于是今天这张泛着黄色的，薄薄地契约被扔在桌上的那一刻，代表着皇权的余本德就等于和代表着族权的左鸿堂就正式交锋了。
从理论上讲，这张契约代表得其实是个模糊地带：双方都有理。
对于“皇权不下县”的明代宗族来说，左十七的一切，包括他的财产和那条命在内，族中都有权利私下解决掉——几千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民不举官不究”，宗族用家法杀人是理直气壮的，根本不需要给官府报备，更遑论那点田亩了。
这就是左鸿堂攻击余本德“捞过界”的原因：余书办打破了双方之间的传统默契。
而之所以一开始没有下狠手解决掉左十七，说白了还是因为左家的元老议会对这件事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将左十七的地契交由老成的兄嫂保管，在他们看来就已经足够，没必要再灭口。
毕竟真要杀人的话，那也是要理由的，人家只是卖地未遂而已，又不是睡了嫂子杀了人。
然而事情坏就坏在这里了。左家人没有充足的消息来源，所以他们对余本德这伙人的目地和背景知之不详，他们没想到对手的胃口其实比天还大，而且就是冲着左家来的。
左十七卖地这件事，正好给了余本德插手的借口和机会——事实上如果昨天就请宗法将左十七私下埋掉的话，今天余本德反而使不上力气了。
对于余本德来说，既然左十七还活着，那么这件事就好办了：他今天亲自上门，很轻松就说通了趴在床上，满心怨恨的左十七，让他在纸上按下了手印。
注意，这张契约其实只是一份“意向书”，上面的内容是左十七同意卖自己的地给租栈。至于最关键的地契本身，目前还在左十七的兄嫂手中，需要余本德自己去搞定。
然而这就够了，余本德只是需要一个公开插手的机会而已。现在左十七卖地这件事在他这个“官差”的见证下，就演变成了“公事”，而公事就代表着这场纠纷是可以去县衙大堂“讲理”的。
所以余本德现在巴不得左家再将左十七弄死，这样他就可以把此事彻底闹大——“民不举官不究”的前提是双方有默契，而一旦官府打破了默契非要追究某件案子的话，其他先不论，当事人公堂上走一遭就是必须的了。
……
这些道理说起来长，其实在对峙双方这里，都是瞬间就能明白的事。
余本德听完左鸿堂的说法后，笑眯眯用手指点点桌上那张纸，然后他就问出来一段带着杀气的话语：“左十七是沉塘还是活命，小人也管不了那许多。倒是此人诉其兄嫂谋夺家产，强索田契一事，看来是真有此事喽？”
左鸿堂当然明白这条老狗的意思：姓余的是想把事情闹大后，让公门来插手。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余本德想把对手拉到自己熟悉的环境里，然后用丰富的经验打败之。
“断无此事！”左鸿堂本能地张口否认。
“呵呵呵”披着官皮，狐假虎威的余本德这一刻明显占了上风，尽管他只是孤零零来到左家的一个老头而已：“既无此事，那左十七的地契在何人手中？”
“这……”左鸿堂发现自己掉入了陷阱。
他现在无论说出什么答案，对手都可以借着左十七的供词和契书发难，将事情往司法程序上引。譬如说，发“勾票”拘传左十七的兄嫂到县衙说明情况。
而左家这种乡下家族哪里能在县衙跟人家斗法？
事实上这事根本没有那么简单。在县衙的户书亲自做证人，裁判兼队员的情况下，别说兄嫂确实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拿了地契，即便没拿，进了里面也要被载上无数黑锅。弄不好还能串联到左家其他人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