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的会议，讨论的主要是教育议题，大家的争论很激烈，源头主要在于我。教育口徐娟委员的提案，我表示了坚决反对，很多人并不明白我的反应为何那么激烈。
非索港除农垦区外，各街区目前已设立了二十所学校，方案是小学衔接中学，学制都是五年，为将来全面落实十年制义务教奠定基础。
这个方案当初是柯老定的，没有搞集中的少数大型学校，而是根据人口分布和交通条件分散到各个社区。
这里的大多数人没有接送孩子的习惯与条件，那些年纪很小的孩子都是自己步行上学，不可能将学校建在离家太远的地方，否则等于让大多数孩子无法去上学。
徐娟委员的提案，是集中教育资源在发达社区打造三到五所重点学校或示范学校，我是坚决反对的。
然后徐娟委员又说，就算小学不这么搞，将来中学也是要搞的，先集中资源打造几所重点中学，我同样不赞成。
在非索港市政的能力范围内，我们办了这二十所学校。这不是撒胡椒面，现有的资源只能办这么多，那就要每办一所都是合格的，而且在投入上、模式上是公平的。
假如我们搞资源倾斜再打造一所重点学校，与原先南部海滨的格饶丝学校有什么区别？
今天在座的董泽刚委员就是格饶丝学校毕业的，那所学校已经被改造成非索港南岸学校了，也是目前我们办的二十所学校之一。
要说区别肯定也是有的，格饶丝学校过去是民办的，如今的南岸学校是公办的。在座的不少人也是非索港的居民，那么都可以想办法将自家或亲朋好友的孩子安排进南岸学校了。
那样一来，不论监督再严格，权力总有寻租的渠道，就比如这个例子，因为在做上层设计时就留了寻租的渠道。
让所有的孩子都接受公平的教育，包括自家的孩子，想让他获得的学校教育更好，那就去推动整个教育系统的进步，这就是我想说的公平。
老师和老师有差异，孩子和孩子也有差异，天赋各不相同，所谓公平并不是抹平这种差异，而是机会的公正。
在上午的讨论中也有人提到，教育投入的公平可以做到，但是师资力量的合理调配却很难做到。
比如使用统一的期末试卷，各个学校之间会有排名差异。差异不大就不必调整，假如差异太大，将某些明显不合格的老师派出去进修，然后再调派更优秀的老师接任。
这些都可以讨论，制定一个可行的方案。
范达克委员现场弄了个算法模型，就是个不错的思路。不要调动那些教学成绩最优秀的老师，学生学得好反而导致老师被调走，这也不公平，取排名中位的调派。
我觉得这个模型可以继续完善一下，让算法更合理，标准也更明确。
范达克委员发言的时候，很多人也提出了质询，认为这么做太麻烦了，不仅增添了教育系统的工作量，也给一些老师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不便。
按他们的观点，在自然情况下，就算每所学校的起步标准是公平的，在发展中肯定也会形成差异，某些学校的优势会越积累越明显，人为的手段是很难去干涉的。
按这种思路，我们将来是不是必须要放弃大部分的人口接受更优质的教育？可是在座的诸位别忘了，在所谓自然情况下，整个几里国都是被这个世界放弃的，我们又要放弃谁？
还有的委员说，根据几里国现有的状况，先集中资源发展精英教育是最合理的选择，过去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过去的事实？它还证明了更多我立志推翻的东西！
这种观点的实质，并不是最合理的选择，而是最简单的选择。
曾经的几里国公民教育彻底烂透了，但是一小撮精英阶层缺优质教育资源吗？他们从不缺少，哪怕是高等教育也可以去海外。
我们已经从泥潭中挣扎了出来，这么困难的事情都做到了，难道还要继续用躺在泥潭中思维方式吗？只做最简单的，不做更公平的？
我们先要明确宗旨，围绕这个宗旨制定方案、落实具体的项目，然后去分析需要解决哪些问题，这才是正确的思路。
所以我以为范达克委员上午搞的算法模型，至少代表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
假如师资力量需要平衡调派，会给相关教师带来生活和工作的不便，那就采取措施帮他们解决困难、给予足够的补助，这才是市政和教育部门该考虑的政策。
非索港不算农垦区，其实并不大，人口也只有五十多万，二十所学校离得也不远，这种平衡调派是可行的。个别情况下可能需要教师搬家，那么就制定相应补助政策。
还有人说几里国很大，大区域的调派是很难做到的，我也承认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所以我们制定政策时，先从能做到的方案开始，划定一个合理的区域范围。
制定具体政策的同志们，不要因为想反对这个政策，故意就制定不合理的实施方案。
比如根据我的提议，就搞全国范围的中小学师资平衡调派，那不可能做到，从而证明这项政策不合理，然后再推翻它所代表的公平原则。
搞跨邦区、大地域的中小学师资公平调配，目前是做不到的，只能划定合理的范围，比如非索港这二十所学校就是一个合理的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