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若有”两字都不加吗？
直接就认为现在的新党和新法是权奸在误国了？
孔闻昉回到县衙之后仍旧左右为难。
到底是押宝多年后陛下仍旧得尊孔，还是要尽力博个生机与名声？
如今节奏又变，而他并摸不准皇帝的本意如何。
孔闻昉难以想象皇帝真要借着衍圣公府参与其中，就准备大开杀戒，以谋逆之名再诛天下不知多少官绅。
他怎么敢的啊！
旧思维当中的人体会不到朱厚熜这种决心的底气来源于哪，但在曲阜孔庙之畔的一处酒楼里，内察事厂山东蝉主正看着密信。
督主张镗的命令传来了。
山东之事，一切唯快。总镇山东太监已经换了一个人，这个人正是高忠。
要把这两年多以来搜罗的衍圣公府消息尽数呈交给高忠吗？
他收好那个密令之后，皱着眉走到窗边看向不远处的孔庙。
弘治年间，孔庙遭火灾。如今的孔庙，是弘治十六年敕旨大修而成。那一次，不止孔庙，衍圣公府也改建了一番，历时五年，耗银达到十五万两。
如今的孔庙处于规模最大的时刻。
历朝历代，不知多少皇帝会给这“阙里至圣庙”和孔家多赐恩荣。这孔庙，最早只是春秋时的庙屋三间，收集了孔子生前所用的衣、车、琴等。
汉高祖刘邦是第一个以太牢礼亲自祭祀孔子的皇帝，自那以后，不知多少个皇帝甚至亲自到曲阜来祭祀过孔子。
但如今的这位皇帝，明显已经决意要做个不同以往的皇帝，一个要削孔家恩荣的皇帝。
对此，内厂山东蝉主以为圣明。
在曲阜的这两年多时间，至少以他所知所见，这孔庙和孔府，实在是压在曲阜甚至兖州府、山东一省百姓头上的大山。
山东一省，赋税很重，在整个大明也仅次于南直隶。
若只论可耕田土面积，山东是以南直隶刚刚过半的耕田，承担着与整个南直隶相差无几的赋税总额——山东粮赋，占整个大明的一成七以上。南直隶，也只是刚刚二成而已。
而在山东，有多少属于孔家的“不征”之田？
眼睛再望向远处衍圣公府的方向，内厂山东蝉主的眼里闪过寒光。
督主命自己来担任山东蝉主，可见陛下多年前就已经决意对衍圣公动手了。要不然，何必要选自己这个曾被衍圣公府害死的军户之子呢？
他喊了一声：“小二。”
店小二从门外进来了，像是寻常店小二一般点头哈腰：“东家，有何吩咐？”
“济南府的总镇太监署定了一桌席面，你送过去。”他从柜子里，提出一个食盒。
店小二眼里精光一闪：“小的明白了。”
济南府的总镇太监，何必要到曲阜来订席面？
要开始动手了！
第238章 那可是张杀头啊
孔家对朝廷辩议祀孔之礼的进度了解总会延迟那么数日，而这数日之间，在张孚敬与杨廷和这一对原本大礼议当中正反双方主辩的联手出击之下，反对重定孔子祀典的人左支右绌。
好消息是，张孚敬终于启程离京了。
坏消息是，王守仁那几卷《实践学与辩证法之考》以离谱的速度被誊抄出来了很多卷。
皇帝那边最初只是让宫里识字的内臣们不舍昼夜地换人誊抄，而誊抄出来的五套交给张孚敬及杨廷和等人之后，他们自然又都各能找到人誊抄更多。
朱厚熜提出天、物、人三理之说的时间挺早，那还是在嘉靖元年。
但这些学问观点在御书房内和离京参策之间又推敲研讨了很久，直到嘉靖二年的年底才正式让外界得知。
一直到现在，这也是第一本专门讨论这些学问观点的书籍。
杨廷和他们的事太多太杂了，没法完成这个工作。
朱厚熜虽然嘴上能说，但让他自己能很轻松地引经据典、用现在的学问大家们习惯的逻辑和词句去表述，那也没戏。
而丁忧的王守仁，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孔子祀典还只是一种态度和象征意义上的争辩，这实践学与辩证法，那是对如今身为官学的理学甚至是儒学的正面挑战！
杨廷和已经拿到了一套，看到第三卷 了。
“父亲，歇一歇吧。”
四个儿子当中，杨慎在广东，杨惇去做了巡水御史，三儿子杨桓已经放弃再考、得荫中书舍人，四儿子杨枕中举已经八年，他还想再试一试。
看儿子端来了一杯茶，杨廷和先搁下了书，而后问他：“你读到哪里了？”
“儿子刚读到第二卷 的开头。王督台剖解物之理与人之理，看来已经不再坚持以往心即性之说。”
杨廷和点了点头，惆怅地说道：“王伯安一生颇多坎坷，心志之坚远非常人可比。悟得致良知之法后，更是已近浑然天成。能令王伯安能再有心得、更易学问坚持，这实践学确实奥妙无穷……”
他在学问的悟性上向王守仁低头了，这是没办法的事。
过去，皇帝有时候固然能有许多妙语让他感觉犹如醍醐灌顶，但始终是不如王守仁讲得这么通透，讲得让他更容易理解。
这原因很简单，儒学之内本就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学术语言”体系。
朱厚熜的用语总是更跳脱或者更粗俗浅显，对于学术大佬们来说其实不太友好：不够精确，不够让人联想到更多前人的言论而思考更多。
但王守仁是专家。
实践学要能够称之为“学”，是必须从世界观的层面进行系统阐述的：世界的本质如何，世界变化的规律如何，人的思维与世界存在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方法如何。
其实，从上古到现在，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提出“哲学”这一学科范畴，但先秦诸子百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包括宗教，其实都回避不了对世界观的阐述。
这个时候，学问也没做很明确的具体分类。诸多学问中，也只有算学、天文历法、医学等等从上古浑然一体的学问当中独立出去。哲学的研究内容，也就主要围绕本体和认知来展开。
理学与心学之别，也就是这些方面的观点有些差异。
现在王守仁再上一层楼，不再拘泥于心学或者单纯理学的框架。
这固然有王守仁悟性非常人可比的原因，但在杨廷和看来，朱厚熜那“偶有所得”的一些说法，也实在过于发人深省了一些。
想到这里，他对四儿子说道：“你既能中举，其他学问倒不必再细细钻研了。这实践学与辩证法之精妙，不只是为父，诸位参策也都深为叹服。为父平日里与你已经有些对谈，如今又有王守仁这五卷书，你且安心研习，不必执着于后年会试。三五年后，世人必明学问大道何处。”
杨枕有些震撼地问：“三五年？”
什么学问，不是在天下读书人心目当中经过了一代人甚至数代人的争辩才会被更多人接受？
是因为这实践学的背后是陛下吗？可学问的事，终究要经得住辩才行。
杨廷和挥了挥手：“回去继续读吧，为父把这第三卷 读完再歇息。”
其实最耐人寻味的是物之理的提出。万物之理，是最容易看得见、摸得着、得到明证的学问。这些学问也全都被纳入了这儒学的新发展实践学当中，学问的可证、可行，都不再只是言辞思辩。
再者，若陛下说的这一套东西那么好找到错漏之处，以杨廷和这些人的功底，又岂会这么热心呢？
今人胜古人……今后，恐怕也不必称孔庙了，称儒庙如何？
那么大成文宣先师及其弟子一殿之外，如何不能再添理学一殿、实践学一殿？
陛下说了，万事万物本就是发展着的！
杨廷和想着自己“新党党魁”的身份，认认真真地阅读着王守仁的成果。
他也希望自己能有所启发，著书立说。
等到嘉靖五年新法推行全国，他也年近七十，应该激流勇退了才是。
功业，他杨廷和已经不缺了；而这新学“登基”的过程里，他杨廷和还缺很多！
京城之中，士子和官员们这次有了不得不参与也必定需要参与的热议话题。
皇帝只因为黎贯讥讽他猜疑已死去多年的孔子而打了他廷杖，其他引经据典就事论事的，皇帝都欣然鼓励。
现在王守仁的那本书只在大家的口口相传中，具体的文本，许多人还没资格读到。
可是那句话已经传了出来。
从无百代不移之学，也无万世不变之法。
求知是行，行而有知。知有真谬，行之便明。真知有时而变，行而验之改之。知之行之有功，方为一时真知。
“这岂非是说，我等寒窗苦读，也终究多是一时真知？如此一来，这先贤经典，学之何用？”
国子监里，监生们是最不安的。
明年乡试、后年会试，他们这些已经读了多年圣贤书的人怎么去应对？
孔哲文和出自诸多先贤的后世子孙们成为了不少人拉着“热心争论”的主要对象。
他也确实愤愤不平。
这只是在国子监里，发表一点看法没问题吧？
“历朝历代皆遵圣贤之学，纵有乱世，也有诸多治世、盛世！由此观之，此非圣贤之学之误，而是在朝之人未能明其义、用其法！”
孔哲文这番话引起一阵叫好，虽然这话有点危险。
说完这些话，孔哲文的心跳也有点加速。
就只差指名道姓地说如今在位的君臣不遵旧法、要引来乱世了。
“还有那皇明大学院！”一个监生说道，“你们还记得陛下对张孚敬的恩旨吗？所荫一子，是入皇明大学院！难道国子监将来会不复存在吗？”
这句话可就更能引起大部分国子监生的共鸣了。
自隋朝起，国子监就是国家最高的官学。洪武年间，国子监的地位也奇高无比，一度出现过科举高中者一大半出自国子监的盛况。永乐年间，南京国子监曾有近万学子，盛况空前。
但自从后来开了“生员纳米百石以上入国子监”的先例后，国子监的影响力确实在越来越低。
如今，国子监内更是良莠不齐。既有会试落选的举人经翰林院选拔后择优送进来的举监，还有贡监和夷生。
这贡监里，又分为岁贡、选贡、恩贡、纳贡。岁贡、选贡一般还有点水平，但恩荫和纳贡进来的监生和来自地方土官甚至外国的夷生，那基本都只是在这里混个出身。
“依我看，如今为新法，什么都乱了套！诸位，陛下既令礼部集议夫子祀典，我等坐监日诵圣贤经典，何不一同上书陛下，一抒己见？”
“所得对！尊师重道，正要自我辈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