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照有时会看锦衣卫给他的密报，他看到的情况，不管是税赋缴纳还是升堂断案，这三位老头虽然迂腐，但基本上的正义感还是有的。
尤其是山东，刘健巡抚山东已经四年了，四年间他关心百姓，振兴教育，兴修水利，惩治恶吏，山东各府一时大治，省域内匪盗明显减少，再加上朝廷这几年确实有钱，所以水利工程做的也不错。
朱厚照在山东还尝试了免除一部分徭役，不过，这是正德四年的事了。
与现代不同，古时候老百姓出工，这属于‘役’，是没有工钱的，不仅没钱，还要自带干粮，所谓服徭役就是指这个。
赋役一词，也是两个部分，交纳赋税和服徭役都属于百姓的义务，只要国家有需要，是必须要服从的。
所以为啥一旦发生战争，老百姓的负担就重？
因为运送兵粮就属于服徭役的一种。古时候一般老百姓从年头忙到年尾，能把肚子填饱就很不错了，如果被拉出去几个月，还没收入、还吃老本，那是肯定要饿肚子的，这叫‘役夫频差，百姓困于转运之苦’。
轻徭薄赋这个词，也是这么来的。
其实朱厚照正在进行的军屯清理，这里面的问题，除了普通士卒田亩被占以外，徭役滥派也是一个突出的点，是造成军户生活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拉过去修筑城池。
但是徭役问题并不贯穿于整个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有一段时间，徭役制度从无偿征发，变为了有偿征发。
做到这一点的，还真就是被后人诟病许多的满清王朝。
也许是满人自知是外族统治，所以从顺治末年到康熙初年，清廷对于各地上报的‘滥征夫役，大害于民’的现象颇为重视，尤其康熙皇帝在平三藩的过程中，相当的挣扎，一方面他屡发上谕严禁私征滥派，另一方面战事焦灼，财政紧张又不得不无偿征用劳役。
所以在三藩之乱结束以后，康熙皇帝自我检讨，说‘每一轸念，甚歉于怀’。
这个时期的清廷，主要是通过上谕严格限制这种滥征，以此减轻百姓负担。
到了雍正摊丁入亩之后，但凡公事，就变为要付给一定的银钱，也有了‘兵差’、‘河差’、‘工差’以及‘皇差’这些说法。
当然，略微懂官场的人都知道，上面的政策是一回事，下面怎么执行又是另一回事，这些钱给多少、怎么给、给得够还是不够咱就不知道了。
总的来说，估计是有给、也有没给的。
比较有意思的是乾隆三十三年，乾隆皇帝在刑部看到一桩“图免本地差役，谋求执照”的案件。他立马反应过来，差役本来就是付钱的，怎么还要求免？他接着就想到，肯定是下面的人胡搞。
于是他立马降旨，要求直隶总督详查明奏，同时要求各省自查据实奏闻。这件事折腾了直隶总督一番，可见在康乾雍时期，徭役问题还是得到相对妥善的处置的。
相对，自然就是对的前面不好的时期。
朱厚照也知道不好，不过他不敢一道圣旨就全改了，历朝历代都要百姓服徭役，肯定是国家有需要。
但从另外一方面说，满人的皇帝能做到，就说明这件事能做成。
刘健就是他的‘试验田’，因为他打算让刘健在山东很久。
首先要做的，就是在派徭役的时候，能不能不叫老百姓自带干粮？不发银子，至少管人家肚子饱。
当时正好红薯也在推广中，朱厚照便想着以后种出来的粮食多了，其实可以把这一部分的百姓负担减免掉。
正德四年十月，刘健给应天巡抚李东阳写信，在信中他盛赞此为仁政。
这家伙也再不复以前的那种耿直，这几年年年入宫，一年比一年温顺，今年就更温顺了，昨夜听说朝廷平乱成功，他也连夜上了一封吹捧圣君的贺表。
叫朱厚照都感觉稀奇。
宣召他们时，刘健哪怕撑着老迈的身体也要给他行个完整的跪拜礼。而新年，他都已经七十八了。
“都平身吧，入座。”
不是宫中大宴，朱厚照就只弄了一张小桌子，摆了三个白色的瓷酒杯，几样精致小菜，主要是顾及老年人的口味，他这肚皮在宫里什么时候挨过饿。
“谢陛下。”
“之所以请三位，是还朕的一个愿。”朱厚照一直摆手，因为他们不太敢坐，还让后边儿太监去扶，这才让他们三个坐下，“你们都是三四朝的老臣，年纪大了，原本都可以致仕颐养天年，但因为朕，又不得不去管一省的事务，劳心劳力，堪为表率，所以一顿餐朕得请你们。”
他们都是许久未见皇帝的人了。
李东阳老目酸楚，“陛下有优容臣下之心，但臣才疏德薄、未有寸功，心中总是愧对陛下厚恩。”
朱厚照张大嘴巴笑着，“好了好了，咱们君臣都不客套，吃吧吃吧。”
“是。”
他自己带头，但就不给他们夹菜了，否则笼络人心之举太过明显，用来对付聪明人实在不智。
吃了两块豆腐以后，他眉目一抬，开始说话，“有件事得先和三位老先生说一下，上谕本身也在拟了。从今年开始，大朝会就不一年一次了，路途远，你们年纪也大，赶路不容易，所以今年再回去，那便得等到正德七年，咱们君臣才能再见。
相见一次不容易啊，所以有什么话，都要尽情的说。古人讲六十耳顺，七十从心不逾矩，咱们君臣之间，应该是既不相疑，也互相了解了，又有什么是不能说的呢？”
“陛下但有所问，我等知无不言。”刘健放下筷子，声音沙哑的说道。
“嗯。”皇帝点点头，捻了一块小点心在嘴里，“你们这三地，百姓到底过得怎么样？”
李东阳说：“应天府是鱼米之乡，稍行善政，则百姓可温可饱，臣也曾像陛下一样担心，所以亲自下去看过。大部分人家一天能喝两顿小米粥，因为水网稠密还可在河中捞些鱼虾。再加上，朝廷这几年行开海之策，每家每户出个劳力到作坊织布也是一笔收入。”
“朕去年批过一道奏疏，魏国公府在常州与百姓争地，这件事后来应当落实了，可有反复？”
“未有。”
“嗯。”朱厚照点头，这样他更放心一点。
“只不过苏淞两地赋役颇重，吴中百姓有家贫而无食给者。”
这是当初朱元璋定的政策。
“实在困难的话，要注意赈济。”
接着他目光转向刘健，“山东应当也不差。”
“仰赖圣上支持，臣这几年竭力以减轻百姓负担为要，一是办了好几桩侵地案；二是修缮大小河道130余条，可新灌溉80余万亩良田；三是山东东北部有十八县涉及民牧，至去年已完全取消；四是试行了部分有偿徭役；五是赈济旱灾两次。由此，数年以来，山东已无成片饿殍。此皆陛下仁政也！”
山东大治的事，确实传进了好些人的耳朵里，刘健说起来底气也足。
朱厚照道：“当初朕要留刘先生，其中一条便是要为山东百姓造福，现在看来，他们福气不浅呐。”
“陛下圣君临朝，关怀百姓，这才是天下万民之福。”
等到谢迁要说什么，朱厚照先拦住了他，正德四年湖北要了朝廷不少赈灾粮，靠着这个接济，应该出不了什么大问题，不过也好不到哪里去。
“湖广的情况朕知道，朕已经在想办法了。”
他们三老头儿在一起交流，其实也知道这里面就是湖广情况最不好。
谢迁立即起身鞠躬，“臣辜负君父期望，实有罪也。”
“朕知道这事不赖你，坐吧。朕答应你，若是今年湖广仍有缺粮之事，朝廷仍会救济。山东的百姓是百姓，湖广的百姓也是百姓啊。不过赈济灾民是朕的事，运过去的粮食被层层截留，到不了灾民的手上，那就是你的事了。”
谢迁丹田用力，朗声道：“陛下放心！老臣就是再迂腐，也不至于纵容各级官员侵吞灾民的救命粮！”
“行，你谢于乔说这话，朕信。”朱厚照长舒一口气，“不过，要彻底解决湖广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的，得等等。天下之治，在德在仁，这道理朕明白，这等好人朕也愿意当，前提是有能力当。都正德五年了，三位应该都能理解朕了是不是？”
这当然不用说，就算他们不理解，眼下国泰民安的光景也足够说服他们了。
“陛下！”李东阳鼓起几分勇气，“山东有偿徭役之事，臣也听闻了。臣以为以应天府的资质也可试行此法。因而想求陛下准允。”
“可以！”朱厚照毫不犹豫的应允下来，“能给百姓的好处，朝廷都给。所谓盛世，开疆拓土是一方面，但百姓的丰衣足食也同样重要啊。甚至于说，朕不要一个饥饿的盛世！”
这便是正德皇帝。
所以七十八岁的刘健不管是见面还是离开，始终不愿意少了一分礼节，他行礼是由心而发的。
第六百零三章 天子心思深
进入二月底以后，各地的主政官员开始纷纷入宫。
和山东、应天的情况类似，随着四川巡抚费宏、河南巡抚彭泽、福建巡抚丰熙、浙江巡抚王琼以及顺天巡抚顾人仪等一大批正直而精干的官员主政地方。
各地的政治环境均得到一定程度的净化，恶性事件频发的势头得到遏制，关键是土地、水利这两方面至少没有‘乱政’了。
没有人折腾老百姓，这比什么都重要。
坐镇中央的皇帝没有向全国摊派额外的赋税，不仅如此，因为开海，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大为改善，还会反哺一些遇到灾害的省份，除此之外对于那种明显侵占土地案，朝廷也加大了处罚力度。
应该说，除开一些特殊省份，其他地方都迎来了一段难得的、安宁的太平盛世。
不过太平盛世的背后，是大部分省份的主要官员至今没有动过。
至正德五年，费宏已经在四川主政五年，短的如河南巡抚彭泽也有三年，浙江巡抚王琼如果算上他之前在浙江任布政使，那也快六年了。
朱厚照最初的想法是保持人员的稳定，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稳定地方。
不过随着时间的拉长，调动的心思一直在他的心里萦绕，且一年强过一年，至今年基本已经到了不得不动的时候了，再拖下去，有些人深耕地方，其实会有些不好。
浙江巡抚王琼原先和刘瑾还有私下往来，这家伙政务能力很强，不用可惜，用，却要小心的用。
所以至少这个人，他是不打算继续让其待在浙江。
王琼年过五十，和杨廷和同岁，历史上这两人也不太和，如果说杨廷和是从翰林院熬起来的清流，那王琼就是一层层干上来的实干家。
也因为经历太复杂，王琼不可避免的沾染些官场习气。但另一方面，浙江在他的手里又焕发出勃勃生机。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税赋无非两种，一是以土地为基础的地银、一是以人丁为基础的丁银。为此，大明开国以来，以路引而控制人员流动。但微臣以为路引之制在内陆省份都尚可为之，唯独浙江，却不适用，尤其近几年，更不适用。”
朱厚照一边听他说，一边在从头看他上的奏疏。
一贯优容大臣的皇帝没有让王琼起身，所以他一直是低头跪奏。
“是因为开海？”
王琼拱手，“陛下圣明，正是因为开海。开海以后，海贸在浙江湖州、宁波、嘉兴等地快速兴起，百姓以利而聚，且经商无侍田之辛劳，甚至有一旦开张，数月无虞之说，因而浙江各府商业大兴。而商业所赖者，人流、货物要各地贯通，如此一来，土地与人口的联系便断了。”
朱厚照眉头蹙起来。
王琼说的，已经是封建社会经济中比较深刻的一面了，土地税、人头税，这里面的学问足够养活数不清的现代历史学教授。
其实古代一定要以农为本、以商为末，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为了收税的稳定，根本上是为了国家财政的稳定。
因为人老是乱跑，人头税收起来就特别的麻烦，比如你的土地在嘉兴，但人在杭州，那么土地税应当嘉兴收对不对？人头税呢？谁收？
杭州收？杭州官府如何界定在杭州只收你的人头税而不收你的土地税？如果要证实你的土地在嘉兴已经交过税了，那么要去和嘉兴官府核实，这怎么可能呢？
而且一个人还好核实，满大街都是这样的怎么办？
现实就是以古时候官员行政能力，根本做不到把这些都分得清清楚楚。就是朱元璋搞的鱼鳞图册十年更新一次，都做不好，更何况是这么复杂的事。
而且就算分清楚了，收税效率也会大大降低，之后就是不可避免的会带来国家税赋的降低，如果蔓延至全国，那财政会在几十年内崩掉。
所以说，人和地在一个地方这事儿才简单。
社会政策很多都是因为背后的经济政策，以单纯的统治者很坏为理由其实是有些肤浅了。
如果以更长的视角来看，唐朝中期两税法改革以后，中国税收经济一直有两个大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