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的时候。
塞曼发现将原子置于磁场当中，它的某些谱线就会从一条分裂为三条。
这称为（正常）塞曼效应。
然而1897年初。
普雷斯顿发现磁场中的原子谱线的分裂数还可以不是三条，于是它就把这叫做反常塞曼效应。
正常塞曼效应可以由磁场中玻尔原子的能级分裂解释，但这会推导出谱线分裂数只能为三条，不能为其他的数字。
这样一来，反常塞曼效应就变得难以理解。
接着在1922年。
斯特恩－盖拉赫实验验证了原子角动量的量子化，但这仅仅是此实验的重要结论之一。
它的另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在实验中出现了与玻尔理论不符的偶分裂数结果——这暗示了半整数量子数的存在。
为了解释反常塞曼效应以及斯特恩－盖拉赫实验的疑难，25岁的古兹密特和乌仑贝克提出了粒子自旋的概念。
这个概念最初遭遇了大量的非议和抨击。
但在被一个个项目组先后验证成功后，它迅速成为了粒子物理的一个重要参数。
当时古兹密特和乌仑贝克在四个月内，被从异端变成了物理学界的未来之光。
他俩的老师叫做艾伦菲斯特，而艾伦菲斯特又是玻尔兹曼的学生。
于是当时玻尔兹曼这一系几乎人人都在狂欢，高呼重铸玻尔兹曼荣光我辈义不容辞。
但是……
谁都没想到的是。
如今快40年过去了，粒子自旋依旧没有获得诺贝尔奖。
这个成果没有得奖的原因很简单：
物理学界没有更深入的现象或者数据去证明它的价值配得上诺奖。
没错。
从自旋被证明之后，它的理论几乎停滞了四十年……
后来古兹密特进入了曼哈顿计划组，战争结束后四处奔波。
如今如果不是亲近的熟人，已经没多少人记得这个小老头当年也是个少年大帝了。
更重要的是……
不同于好友乌伦贝克的豁达。
古兹密特始终将自己没有获得诺奖视为遗憾。
毕竟这奖项和什么x鸡奖之类的相比还是有区别的，终究还是代表着学术的最高峰。
古兹密特甚至在数年后很是悲观的写下了一句话：
【因为缺少那个荣誉（诺奖），我将死不瞑目】。
而如今随着这篇论文的出现……或者说随着约翰的提点。
古兹密特忽然意识到了一件事：
这个叫做元强子的模型在宇称这部分的解释上，其实是在对粒子自旋做了一个释意！
也就是内禀角动量的数值会直接影响某些粒子的分态，也就是论文里提到的简并压力！
而有了这么个模型支撑，粒子自旋的重要性便会瞬间提高一大截。
诚然。
这篇论文一旦被证明为真，那么当年的诺奖必然会授予论文的发布者。
但另一方面。
古兹密特本就无意去争夺获奖的先后位次，他在乎的只是诺奖本身而已。
不管是三年后、五年后、还是十年后。
只要在他活着的时候能拿到诺奖，他就知足了。
况且……
这种前人提出理论没被重视、但被后人某些研究而间接证明重要性并且最终获奖的例子，在诺奖历史上也不是没发生过。
比如说瓦尔特·博特获奖的符合方法。
符合法最早的发明时间是在1924年，它是最早的与逻辑门电路之一。
但直到爱德华·米尔斯·珀塞尔和菲力克斯·布罗赫发现了核磁共振在1952年获得了诺奖，瓦尔特·博特才在两年后跟着得到了这个至高荣誉。
没办法。
物理学就是如此。
很多成果在没被发现价值之前确实不够诺奖，哪怕是2023年都还必然存在着这种情况呢。
更别说这篇论文还能为《physical review letters》带来大量的关注，这对于古兹密特而言同样是个很大的助力。
毕竟……
《physical review letters》才刚刚创刊两年半，如今投稿的稿件数量其实是有限的。
若非如此。
整个期刊也不会才三位外审编辑而已。
虽然aps暂时没有撤刊的想法，但如果这样持续下去就不好说了。
《physical review letters》算是古兹密特的心血结晶，为了让这份期刊能持续发行下去，他甚至还自己负担了很多支出。
古兹密特不指望《physical review letters》能够成为cns级别的刊物，但至少要能够自成生态的发展下去吧？
而眼下若是有这么一份期刊……
那么大事可成矣！
这种逻辑就像后世某个小说网站培育出爆款书就能吸引很多作者一样，【热度】这两个字在任何时代的任何行业都是核心词汇——至少是核心词汇之一。
想通了这些。
古兹密特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不过这位总编大人多少还是保留着些许理智，并没有立马便下决断。
只见他转头看向了一旁的盖尔曼，对这位未来大佬问道：
“默里，你的想法呢？”
“我的想法啊……”
盖尔曼仔细思考了几秒钟，最终也点了点头：
“古兹密特先生，我赞同约翰先生的想法——这篇论文我们可以发！”
盖尔曼选择支持发布论文的原因和约翰无二，说白了就是回报要远大于风险。
不过除此以外。
盖尔曼还有一点点的小心思：
这是赵忠尧教授带队写出来的论文。
虽然他至今无法理解赵忠尧选择放弃海对面优渥待遇回归华夏的做法，但他对赵忠尧的感情还是没有多少变化的。
至少在盖尔曼的心里，他一直将赵忠尧视为了恩师。
因此这种能给赵忠尧履历添些光彩的事儿，他自然乐意推上一手。
如果徐云此时在场并且能看透盖尔曼的想法，多半也会对这对不是师徒的师徒发出一声感叹吧。
不得不说。
盖尔曼确实是个在人际关系上很感性的大佬，与他在学术上的理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比如早先提及过的一件事：
赵忠尧在98年去世，盖尔曼没有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
但在赵忠尧去世后的次年，盖尔曼便在没有任何学术商业邀请的五月份，特意飞到华夏祭拜了一次老爷子。
又比如后来盖尔曼参与的圣菲研究所的筹建。
圣菲研究所筹建的时间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的盖尔曼已经功成名就，当世物理学界地位稳居前三。
他之所以会出面筹建圣菲研究所，主要原因便是他在三十年前和自己的好友维森有过约定，有机会一定要在维森的故乡圣菲市设立一家科研机构。
1971年维森因为车祸去世，盖尔曼一直铭记着这个约定，并且最终将它落到了现实。
所以很多人评价盖尔曼虽然是个犹太人，但他几乎看不出犹太人的精明——他太感性了。
总而言之。
眼见盖尔曼同样对刊登论文表示了赞同，古兹密特的心中也有了最终决断。
只见他沉吟了小半分钟，接着深吸一口气，说道：
“既然如此……先生们，那我们就刊登这篇论文吧。”
接着他看向了约翰先生，说道：
“约翰，这篇论文是专程寄给你的，所以依旧由你做外审编辑，你觉得怎么样？”
约翰先生顿时神色一喜：
“没问题！”
约翰这次之所以会将冒着风险将这篇论文收下，一来是因为兔子们给的刀乐确实诚意十足，二来则是这篇论文能给他带来不小的名誉收获。
虽然不可能靠着这个外审署名获得诺奖。
但对他的职称评选还是有不小帮助的——最近这段时间约翰正在努力评选海对面工程院院士呢。
约翰本人为此已经打点联络了很多人员，但目前的把握也就八成左右。